關於捕亡律令的沿革，《唐律疏義》有言：「捕亡律者，魏文侯之時，里悝制法經六篇，捕法第四。至後魏，名捕亡律。北齊名捕斷律。後周名逃捕律。隋復名捕亡律。」唐代之後又稱為「捕亡」，就其法律上的歷史溯源而言，各朝皆有捕亡組織與法規，更見此制度的建立延續已久。此外，《唐律疏義‧捕亡律》有云：「若有逃亡，恐其滋蔓，故須捕繫，以寘疏網。」乃因擔心犯罪行為人，具有持續危害社會秩序及國家政策執行之情況發生，故於歷代法典中皆有關於「捕亡」的相關規定，顯示出「捕亡」的重要性。
國家社會秩序的維護與安定，捕亡制度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之所以將「捕亡」設定為一制度，乃因唐代皆有捕亡律令的存在，且司法訴訟中時常出現緝捕罪人的內容，但目前學界對此卻無另作深入、廣泛之研究。筆者透過律令及相關法律文獻，分析唐代的捕亡制度，其中所涉及的對象為緝捕者、逃亡者與犯罪者，再透過各項史料的分析，討論兩者之間身分的界定與法律問題，探究捕亡制度與社會秩序的聯繫性與影響。從基層行政組織的角度觀察，可發現唐代中央與地方的連結關係，若再更深入的分析，更可看出逃亡現象對於國家政權穩定性的影響，逃亡現象是社會秩序的指標，它反映了中央政權與地方官府的運作狀態，以及為政者的治國策略。捕亡制度雖只是基層的行政組織，卻控管了中央對於全國的治理，以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
本文就唐代捕亡制度而言，可分成四大面向討論。第一，捕亡制度的建立與組織，探討此制度的組織概況與工作執掌。第二，緝捕對象的探討，界定犯罪者與逃亡者的身分關係，以及國家政權運作的影響。第三，緝捕程序與法律規定，討論緝捕者在追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狀況，以及所涉及的法律課題。第四，捕亡制度與社會秩序的關係，如罪人的處置、緝捕者的角色、國家政權的影響等，此制度之建立影響國家整體的運作，與社會秩序的維繫密切相關。

一、古典文獻（按年代編排）
（一）正史類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
（北齊）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藝文書局，1955。
（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90。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宋）歐陽修，《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宋）薛居正，《新校本舊五代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92。
（宋）歐陽修，《新校本新五代史附十國春秋》，臺北：鼎文書局，1990。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1。

（二）編年、別史、雜史
（唐）高彥休，《唐闕史》，三卷，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知
不足齋叢書》本。
（唐）裴庭裕撰，田廷柱點校，《東觀奏記》，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
京：中華書局，1979。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
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
（後周）和凝、楊奉琨校釋，《疑獄集折獄龜鑑校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1988。
（宋）王讜、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
京：中華書局，1987。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5。
（宋）李昉等編，（宋）彭叔夏辨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
京：中華書局，1966。
（宋）姚鉉撰，張宏生譯注，《唐文粹》，臺北：錦繡出版社，1992。
（宋）桂萬榮，《棠陰比事》，上海涵芬樓據元刊本縮印，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重印《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宋）鄭克撰，劉俊文譯注，《折獄龜鑑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元）徐元瑞撰，楊訥點校，《吏學指南》，收入於《元代史料叢刊》，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三）政書類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宋）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
（宋）宋敏求撰，洪丕謨、張伯元、沈敖大點校，《唐大詔令集》，上海：學
林出版社，1992。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宋）鄭樵，《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新文豐出版社編輯部，《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
鈔本天聖令校證‧唐令復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北
京：中華書局，1987。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1987。
（宋）竇儀撰，吳翊如點校，《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本影印，1936。

（四）其他
《睡虎地秦墓竹簡》，丙辰年戊午年合刊本，臺北：里仁書局，1981。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簡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6。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東京：中文出版社，1972。
（唐）王維撰，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5。
（唐）韓昌黎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頂淵文
化，2005。
仁井田陞著、栗勁等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
仁井田陞著，池田溫編輯代表，《唐令拾遺補》，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7。
會田範治，《註解養老令》，京都：有信堂，1964。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3。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硏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劉海年、楊一凡總主編，《吐魯番出土法律文獻》，收入於《中國珍稀法律典
籍集成》甲編第四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王 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1997。
王 素，《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2002。
侯 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3。
榮新江、李蕭、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
2008。
劉海年、楊一凡總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4。
蒲 堅，《中國古代法制叢鈔》，北京：光明日報，2001。
楊一凡、徐立志編，《歷代判例判牘》（第一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05。
楊一凡、劉篤才編，《中國古代地方法律文獻》，北京：世界圖書，2006。

二、近人論著（按作者姓名筆畫編排）
（一）專書
1、中文部分
王立民，《唐律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王永興，《敦煌經濟文書導論》，臺北：新文豐，1994。
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王仲犖，《敦煌石寶地志殘卷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王啟濤，《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考釋》，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2005。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王鐘杰，《唐宋縣尉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王清雲，《漢唐文官法律責任制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王震亞、趙熒撰，《敦煌殘卷爭訟文牒集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3。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
大書局，1995。
王雲海，《宋代司法制度》，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古怡青，《唐代役法中衛士負擔的探討》，臺北：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2000。
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治安制度史》，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4。
李 喬，《中國的師爺》，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李甲孚，《中國監獄法制度》，臺北：商務書局，1984。
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6。
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
李錦繡，《唐代制度史略論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任立達，《中國古代縣衙制度史》，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
吳 磊，《中國司法制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
東大圖書，2001。
宋昌斌，《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史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何美慧，《唐代司法與監察制度之間的關係—以唐律上官吏犯罪懲治為中
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論文，2002。
沙 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江蘇：江蘇古籍，1998。
谷繼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汪世榮，《中國古代判詞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林 乾，《中國古代權力與法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林劍鳴，《法與中國社會》，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武建國，《漢唐經濟社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武樹臣等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胡滄澤，《唐代御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栗 勁，《秦律通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唐律名例律為中心》，臺北：五南圖書出
版社，2003。
高明士主編，《唐律國家與社會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9。
高 桓，《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高 潮、馬建石主編，《中國歷代法學辭典》，天津：南開大學，1989。
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唐長孺，《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
唐長孺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第二編》，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0。
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
社，1986。
翁俊雄，《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徐道鄰，《唐律通論》，臺北：中華書局，1966。
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5。
馬小紅撰，《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觀》，北京：大象出版社，1997。
夏 炎，《唐代州級官府與地獄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孫文良，《中國官制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0。
倪正茂，《隋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陳明光，《中國古代納稅與應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陳茂同，《歷代職官沿革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陳俊強，《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面》，臺北：五南出版社，2005。
陳登武，《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五
南圖書出版社，2009。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
出版社，2007，2版。
陳國燦，《唐代的經濟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陳顧遠，《中國法制史》，北京：中國書店，1988。
郭 建，《古代法官面面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郭 建，《帝國縮影—中國歷史上的衙門》，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郭 建、姚榮濤、王志強著，《中國法制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郭東旭，《宋代法律史論》，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郭東旭，《宋代法律與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張 功，《秦漢逃亡犯罪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張玉興，《唐代縣官與地方社會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張榮芳，《唐代京兆尹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7。
張晉藩，《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張晉藩，《中國法制史》，臺北：五南出版社，1992。
張晉藩，《中國官制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通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
張建國，《兩漢魏晉法制簡略》，河南：大象出版社，1997。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土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陶希聖，《清代衙門刑事審判制度及程序》，臺北：食貨出版社，1972。
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翁俊雄，《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臺北：新文豐，1999。
曹漫之主編，《唐律疏議譯註》，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喬 偉，《唐律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曾 良，《敦煌文獻字義通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程樹德，《九朝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
傅安良，《唐代的縣與縣令》，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碩士論文，1993。
黃源盛，《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8。
鄭標倫，《漢唐經濟法制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
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葉孝信，《中國法制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第二版。
鄭顯文，《唐代律令制硏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趙雨樂，《唐宋變革之軍政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5。
潘維和，《唐律家族主義論》，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
彭炳金，《唐代官吏職務犯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08。
蔡墩銘，《唐律與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較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
會，1968。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錢大群、夏錦文合著，《唐律與中國現行法比較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1。
錢大群、郭成偉，《唐律與唐代吏治》，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鞠清遠，《唐代財政史》，臺北：食貨出版社，1978。
戴炎輝，《唐律通論》，臺灣：正中書局，1970臺三版。
戴炎輝，《唐律各論》，臺北：成文書局，1988。
戴炎輝，《中國法制史》，臺北：三民書局，1989。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臺北：里仁書局，1984。
臺師大歷史系等主編，《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聖令論集（上）
（下）》，臺北：元照出版社，2011。

2、外文部分
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59。
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復刻。
仁井田陞著、池田溫編輯代表，《唐令拾遺—附日唐日兩令對照一覽》，東
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7。
西田太一郎，《中國刑法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4。
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と構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0。武
尚清翻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硏究》，北京：中
華書局，2004。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
周藤吉之，《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65。
律令研究會編，《譯註日本律令》，東京，東京堂出版，1979-1996。
柳田節子，《宋代鄉村制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6。
堀敏一，《均田制研究》，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曾我部靜雄，《中國社會經濟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
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令義解》，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
滋賀秀三，《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1993。
羅‧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中譯版。

（二）學位論文
桂齊遜，〈唐代「判」的研究—以唐律與皇權的互動關係為中心〉，中國文化
大學博士論文，1996。
陳 璽，〈唐代訴訟制度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陳登武，〈唐代司法制度研究—以大理寺為中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1。
陳慧瑩，〈唐代官僚の犯贓と刑罰〉，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2。
廖祖威，〈唐代軍法與案例探討〉，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學位論文，
2004。

（三）學術論文
1、中文部分
王 素，〈唐代的御史臺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唐長孺教授八十大
壽紀念專輯》（第11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王永興，〈論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較高效率與法制的關係〉，《北京大學學
報》，1985年第3期。
王 棣，〈宋代鄉司在賦稅徵收體制中的職權運作〉，《中洲學刊》，1999。
王 棣，〈宋代鄉書手初探〉，《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王志強，〈南宋司法裁判中的價值取向〉，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中國社會
科學》1998-6，1998。
王曾瑜，〈宋代的吏戶〉，《新史學》，4-1，1993年。
王宏治，〈唐代的司法審判制度〉，收入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律史研究所編
《中華法史叢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
甘懷真，〈反逆罪與君臣關係〉，收錄高明士主編《唐宋與國家社會研究》，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池田溫、岡野誠撰，高明士譯，〈敦煌、吐魯番所發現唐代法制文獻〉，《食
貨月刊》復刊第九卷第五、六期及第七、八期合刊本，民國六十八年九月
一日、十一月一日出版。
吳謹伎，〈六贓罪的效力〉，收錄高明士主編《唐宋與國家社會研究》，臺
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孟彥弘，〈唐〈捕亡令〉復原研究〉，《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唐令復
原研究》，頁541-551。
林文慶，〈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捕律》初探〉，第三屆簡帛學術研討會，
2005。
易 彪，〈從《天聖令》之〈捕亡令〉看北宋對盜賊懲治〉，《青年文學
家》，2009年第5期。
岡野誠，〈論敦煌本唐戶婚律放部曲為良條—P.3608和P.3252再探〉，收錄
楊一凡、寺田浩明等著，《中國法制史考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3。
柳立言，〈宋代罪犯的人權：在何種情況下捕者可以殺死不持械逃跑的盜
者？〉，收錄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
討論》，臺北：東大，2001。
范西望，〈淺談《唐律》對瀆職官吏的懲治〉，《人文雜誌》，1986年第3
期。
張國剛，〈唐代兵制的演變與中古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
期。
高明士，〈從英藏CH0045捕亡律斷片論唐貞觀捕亡律之存在問題─兼論貞觀斷
獄律之存在問題〉，收入《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台北市：
文津出版社，1996，頁409-425。
唐長孺，〈唐代的客戶〉，收入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
唐長孺，〈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書兩種跋〉，上海：《中華文史論叢》第五
輯，1964年第5期。
桂齊遜，〈唐代律令關係試析—以捕亡律令關於追捕罪人之規範為例〉，《唐
研究》第14卷，2008。
桂齊遜，〈刑事責任能力〉，收入高明士主編《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臺
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9。
陳俊強，〈刑訊制度〉，收入高明士主編《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臺北：五
南圖書出版社，1999。
陳登武，〈中古的專業法律人—以「檢法」官為例〉，收入氏著《地獄‧法
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2009。
陳熙遠，〈試論唐律的加刑與減刑〉，《史繹》第19期，1985。
陳國燦，〈武周長安年間的括戶運動〉，收入氏著《唐代的經濟社會》，臺
北：文津出版社，1999。
陶希聖，〈唐代戶籍簿叢輯〉，《食貨半月刊》，第四卷第五期，1936。
覃守元，〈論唐「以法治吏」〉，《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
解 梅，〈P.2754《唐安西判集殘卷》研究〉，《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黃玫茵，〈編戶管理的法制化〉，收錄高明士主編《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
黃源盛，〈唐律刑事責任的歷史考察〉，收入《現代刑事法學與刑事責任—蔡
教授墩銘先生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國際刑法學會中華民國
分會、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基金會，1997。
黃穀仙，〈唐代人口的流轉〉，《食貨半月刊》，第2卷第7期，1935。
雷萬來，〈唐代刑罰執行之研究〉，《法商學報》，第16期，1981。
鄒 濤，〈唐律中的累犯〉，《社會科學》，1985年第7期。
楊廷福，〈唐朝的法律〉，《文史知識》，1983年第5期。
楊廷福，〈唐律與我國封建刑事法典的體用關係〉，收入尹達主編，《紀念顧
頡剛學術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
楊廷福、錢元凱，〈「唐律」中關於社會預防犯罪和社會治安的規定〉，《社
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2期。
齊 濤，〈論唐代流放制度〉，《人文雜誌》，1990年第3期。
齊覺生，〈北宋縣令制度之研究〉，《政大學報》18，1968。
齊覺生，〈南宋縣令制度之研究〉，《政大學報》19，1969。
賈憲保，〈唐代北司的司法機關〉，《人文雜誌》1985年第6期。
劉後濱，〈論唐代縣令選授〉，《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9卷，1997。
蕭艿菁，〈唐律身分與罪刑關係之研究〉，《法學研究報告選集》，1980年第
1期。
薄小瑩、馬小紅，〈唐開元廿四年岐州郿縣縣尉判集（敦煌文書伯2979號）研
究—兼論唐代勾徵制〉，收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1輯，北
京：中華書局，1982。
潘春輝，〈P.2979《唐開元廿四年岐州郿縣縣尉牒判集》研究〉，《敦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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