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究宋元時期閩北地區各類型教育的建置、發展及其與地方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互動情形。研究發現，宋代為閩北地區官學、書院與私學等各類型教育發展的關鍵時期。在發展重心上，北宋時以州縣學的發展為主，南宋至元則以書院發展為主。官學與私學之間的關係上，私學的設置，在量上是官學教育的補充，在質上則是對官學辦學形式的改善，官學成為南宋後期私學制度發展的重要借鑑，使私學設置漸於周備。學校教育的發展更是促成閩學學派形成的重要因素，以朱熹為首的閩學人物，借重以書院教育傳播理學，在教育的目的、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方面提出新的思想；並透過書院會講、祭祀理學人物等活動，為理學的傳播開闢新方式。閩學人物以書院為陣地傳播理學，使得閩學與書院發展緊密結合，相互促進。此外，隨著各類教育規模的發展與擴大，士人、官員與家族將關注面向擴及地方社會，負擔起資助、救濟地方士人的社會責任，或協助地方維繫社會公益機制。

The aim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to inqui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ll kind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 among the local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t was found that Song dynasty was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state schools, private schools, and academies. Most state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in Northern Song. However, academies were developed from Southern Song to Yuan.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schools, the latter was supplement to the former quantitatively, and the pattern of latter was the improvement of that of the former qualitatively. State schools were the important models to the system of the private schools in late Song. Moreove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was the main factor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Min School.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was transmitted by way of academy education. New ideas of educational aims, methods, and contents were claimed. Zhu Xi also organized lecture saloon and sacrifices as new way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y education. The important figures of Min School used academies as bases to transmit neo-Confucianism,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Min School and academies progressed together. Besid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education, local intellectuals, officials and families also developed some social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support other intellectuals, and 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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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鶴山集》，收於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冊309，上海：上海辭書，2006。
釋居簡，《北礀集》，收於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顧炎武，《日知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貳、方志
邢址、陳讓纂，《嘉靖邵武府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4。
江遠清、江遠涵，《建陽縣志》，道光十二年刊本。
何喬遠編撰，《閩書》，福州：福建人民，1994。
吳栻、蔡建賢等修纂，民國《南平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217號，臺北：成文，1974，據民國10年排印本影印。
吳海清、張書簡等修纂，《民國建寧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
李葆貞修、梅彥騊等纂，《浦城縣志》，收於《稀見中國志匯刊》，第31冊，北京：中國書局，1992，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清順治八年(1651)刻本影印。
卓朗然，《邵武市志》，北京：群眾，1993。
林燫等纂修，萬曆《福州府志》，收於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1990。
施鴻保，《閩雜記》，福州：福建人民，1985。
夏玉麟修纂，《嘉靖建寧府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9冊，臺北：新文豐，1985，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刻本影印。
徐表然，《武夷志畧四卷》，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0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祝穆，《方輿勝覽》，新北市：文海，1981。
翁天祜修、翁昭泰纂，《光緒浦城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1967。
翁昭泰等纂，《浦城縣志》，共四十三卷，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96號，臺北：成文，1967，據清光緒二十六年刊本影印。
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27-5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張琦修，康熙《建寧府志》，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5冊，上海：上海書店，2000，據康熙32年刻本影印。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收於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8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陳弘謀等，《湖南通志》，臺南：莊嚴文化，1996。
陳能修、鄭慶雲、辛紹佐篡，《嘉靖延平府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臺北：新文豐，1985，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刻本影印。
陳壽祺，《福建通志》，臺北：華文，1967。
陳壽祺等撰，《福建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8，據清同治十年重刊本影印。
陳懋仁撰，《泉南雜記》，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7冊，臺南縣 : 莊嚴文化，1995。
程應熊、姚文燮纂修，《康熙建寧府志》，共5冊，收於殷夢霞選編《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第6-10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據清康熙五年抄本。
馮夢龍纂修，《崇禎壽寧待志》，收於殷夢霞選編《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第1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據明崇禎十年刻本。
馮繼科等修纂，《嘉靖建陽縣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10冊，臺北：新文豐，1985，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刻本影印。
黃仲昭修纂，《弘治八閩通志》，收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3-34冊，北京市 : 書目文獻，1988。
葉聯芳修纂，《嘉靖重修沙縣志》，福州：福建人民，2009。
董天工，《武夷山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219號，臺北市：成文，1974，據清乾隆十六年修，道光廿五年刊本影印。
管聲駿纂修，《崇安縣志》，共八卷，收於《稀見中國志匯刊》，第32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九年刻本影印。
趙文、黃璿纂修，袁銛續修，《景泰建陽縣志》，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6冊，臺南縣 : 莊嚴文化，1995。
趙廷璣等修纂，《壽寧縣志》，共八卷，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218號，臺北市 : 成文出版社，1974，據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本影印。
趙模等修、王寶仁纂，《建陽縣志》，收於《中國方志 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237號，臺北市：成文，1974，據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影印。
劉埥等修纂，《崇安縣志》，清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
劉超然、鄭豐稔等纂，《崇安縣新志》，共三十一卷，共2冊，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237-238號，臺北 : 成文，1974，據民國30年鉛印本影印。
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歐陽忞，《輿地廣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歐陽修，《新唐書》，臺北：鼎文，1992。
潘拱辰等纂修，《松溪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232號，臺北市 : 成文，1974，據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原刊民國十七年(1928)覆刻本影印。
鄭開極纂修，《康熙福建通志》，收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4-35冊，北京市 : 書目文獻，1988，據清康熙刻本縮印。
錢鴻文等修纂，《政和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97號，臺北市 : 成文，1968，據民國八年(1919)鉛印本影印。
魏時應修、張榜等纂，《建陽縣志》，收於《稀見中國志匯刊》，第31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刻本影印。
參、族譜
王以鏡，《開閩忠懿王氏族譜》，新北市：龍文，2003。
危日映主修，光澤《樵西晉昌危氏族譜》，福建省圖書館據1917年光澤危氏東璧堂木活字本複印。
朱瑩等修，《紫陽朱氏建安譜》，明萬曆庚申年修，建陽市圖書館藏。
江先禮總修，建寧《江氏宗譜》，福建省圖書館據同治7年木活字本複印。
余振豪等修，建陽《書林余氏重修宗譜》，光緒22年新安堂刊本。
作者不詳，《古粵趙氏宗譜》，清嘉慶十九年，興田鎮城村趙氏祠堂藏。
作者不詳，《玉溪葉氏宗譜》，光緒6年，南陽堂刻本，頁2，浦城圖書館藏。
作者不詳，《玉溪葉氏宗譜》，光緒6年，南陽堂刻本，浦城圖書館藏。
作者不詳，《瑯琊王氏宗譜》，建陽圖書館藏。
吳玉魁主編，南平《延陵南山吳氏大宗譜》，2000年南平電腦排印本。
吳懋基主修，浦城《西吳宗譜》，光緒17年豫章集賢堂刊本。
周炳麟等修，浦城《周氏宗譜》，明正統十一年，建陽圖書館藏。
倪邦傑等修，《倪氏會修宗譜》，光緒辛卯重修，建陽圖書館藏。
徐其昌等修，《纂修浦城徐氏宗譜》，光緒33年木活字本。
徐松林主修，徐其昌纂修，浦城《東海徐氏宗譜》，光緒33年豫章集賢堂活字本。
徐躍吳，《浦南徐墩季氏支譜》，卷2，〈楹聯雜錄〉，民國延陵堂刻本，浦城圖書館藏。
祖平正等修，順昌《入閩祖氏宗譜》，2000年順昌祖氏鉛印本，浦城圖書館藏。
祖忠福等修，浦城《范陽堂閩北祖氏續譜》，2000年浦城祖氏鉛印本。
祖國鈞纂修，《蓮湖祖氏族譜》，收於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第31-33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0，據光緒25年刻本影印。
章馨山等修，浦城《全城堂章氏會譜》，光緒15年活字印本，浦城圖書館藏。
陳升之等修纂，《南槎陳氏族譜》，建陽圖書館藏。
陳旭等修，《建陽陳氏族譜》，建陽圖書館藏。
游學龍等纂修，《富壠游氏宗譜》，建陽市圖書館藏。
焦長發、王家奮纂，《乾隆尤溪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黃作賓、黃光熙等修，《重修江夏黃氏宗譜》，建陽圖書館藏。
黃希勉編纂，《禾坪黃氏大成宗譜》，收於陳支平編，《閩臺族譜彙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9。
楊成遇主修，楊思順纂修，浦城《閩浦金章楊氏宗譜》，民國19年重修本。
葉邦烈等修，建陽《溪山葉氏宗譜》，福建省圖書館據民國8年建陽葉氏木活字本複印。
葛贊新等修，建甌《璜溪葛氏宗譜》，民國16年石印本。
詹氏琛、詹程勛纂輯，《浦城詹氏族譜》，光緒31年浦城詹氏刻本。
雷元華、雷生木撰，《雷氏族譜》，建陽圖書館藏。
熊日新主修，建陽《潭陽熊氏宗譜》，光緒7年書林熊氏木活字本。
閩北朱子後裔連誼會編，《考亭紫陽朱氏總譜》，南平：閩北朱子後裔聯誼會和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合編，2000。
劉秉鈞修，建陽《建州劉氏三族忠賢傳》，福建省圖書館據光緒6年建陽麻沙劉氏木活字本複印。
蔡建海等修，《濟陽盧峰蔡氏族譜》，南平：福建省建陽蔡氏九儒研究會，1994。
應象晉、應珍聘纂修，南平《西峽應氏重修族譜》，福建省圖書館據民國13年鉛印本複印。
肆、近人論著
一、專書
上官姓氏文化研究會，《上官姓氏文化研究》，南平：上官姓氏文化研究會，2008。
方彥壽，《朱熹刻書事蹟考》，上海：上海人民，1987。
方彥壽，《朱熹書院及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0。
方彥壽，《建陽刻書史》，北京：中國社會，2003。
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中國教育史》，臺北：五南，1989。
王日根，《閩南書院與教育》，福州：福建人民，2007。
王炳照，《中國古代書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2000。
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臺北：中國學術著作奬助委員會，1970。
王豫生，《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2004。
王耀華主編，《福建文化概覽》，福州，福建教育：1994。
田浩編，《宋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3。
伍振鷟，《中國教育思想史大綱》，臺北：五南，2006。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臺北：弘文館，1986。
朱維幹，《福建史稿》，福州：福建教育，1984。
何乃川，《閩學困知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
何忠禮《南宋科舉制度史》，北京：人民，2009。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硏究》，臺北：允晨，2003。
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臺北：文史哲，1991。
宋代官箴硏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東大，2001。
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0。
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台北：聯經，1983。
李國鈞、王炳照、李材棟，《中國書院史》，湖南：湖南教育，1994。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南京：鳳凰，2011。
李瑞良，《福建出版史話》，廈門：鷺江，1997。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2001。
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
林忠干，《閩北五千年》，福州：海峽文藝：2009。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主編，《朱熹與中國文化》，上海：學林，1989。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新編，《武夷勝境理學遺跡考》，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0。
金銀珍、牟娟，《書院‧閩北》，上海：同濟大學，2010。
侯外廬、邱漢生及張豈之編，《宋明理學史》，北京市，人民，1987。
南平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平地方志》，福州：方志，2009。
胥文玲，《明清閩北家族教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4。
苗春德、趙國權，《南宋教育史》，上海：上海古籍，2008。
唐文基，《福建古代經濟史》，福州：福建教育，1995。
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1963。
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0。
徐梓，《家範志》，上海：上海人民，1998。
徐揚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
徐曉望，《閩北文化論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9。
徐曉望主編，《福建思想文化史綱》，福州：福建教育，1996。
袁征，《宋代教育》，廣東：廣東高等教育，1991。
高令印，《朱熹事跡考》，上海：上海人民，1987。
高令印、高秀華，《朱子學通論》，廈門：廈門大學，2007。
高令印、陳其芳，《福建朱子學》，福州：福建人民，1986。
高明士，《中國教育制度史論》，臺北：聯經，1999。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濟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2006。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北京：中華書局，2008。
梁庚堯，《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1997。
梁庚堯，《南宋的農村經濟》，臺北：聯經，1984。
章練主編，《尋根浦城-章氏文化研究第二輯》，南平：福建浦城章仔鈞、練夫人研究會編，2005。
許瀛鑑主編，《中國印刷史論叢‧史篇》，臺北：中國印刷學會，1997。
郭齊家、王炳照編，《中國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
郭齊家、顧春，《陸九淵教育思想》，南昌：江西教育，1996。
陳元暉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1981。
陳支平，《近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北京：中國人民，2011。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2007。
陳景盛，《福建歷代人口論考》，福州：福建人民，1991。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2004。
陳榮捷，《朱子門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陳榮捷，《朱學論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陳榮捷，《朱熹》，臺北：東大圖書，1990。
陳瞻岵，《莆陽南山廣化寺歷代文獻匯集》，莆田：莆田南山廣化寺，1986。
傅小凡，《朱子與閩學》，長沙：岳麓書社，2010。
傅衣凌，《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福州：福建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1944。
傅衣凌、楊國禎主編《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福州：廈門大學，1987。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1997。
黃承坤，《黄峭文化研究文集》，南平：黄峭文化研究委員會，2011。
黃承坤主編，《江夏黃氏峭公宗史》，香港：香港奔騰，2007。
黃新憲，《閩台文化教育史論》，北京：海洋，2010。
黃嫣梨，《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1999。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北京：國家圖書館，2009
黃贊強、黃雄，《江夏黃氏研究》，廣東：暨南大學，1996。
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學，2008。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三民，1995。
鄒永賢主編，《朱子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1989。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歷史地圖集》，福州：福建省地圖，2004。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1987年。
劉光舟，《北宋南劍州藏春峽儒學勝蹟考》，南平：閩北報社印刷廠，1993。
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1996。
劉樹勛主編，《閩學源流》，福州，福建教育：1993。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
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長沙：湖南大學，2000。
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長沙：湖南大學，2000。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2008。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1986。
閻愛民，《中國古代家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1997。
羅小平，《續閩北與臺灣文化習俗》，福州：海風，2009。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中國地圖，1982。
黨明德、何成編，《中國家族教育》，濟南：山東教育，2005。
二、學位論文
王一樵，《從「吾閩有學」到「吾學在閩」：十五至十八世紀福建朱子學思想系譜的形成及實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臺北，未出版
王小珍，《宋代崇安五夫里劉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劉子翬為中心》，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福州，未出版。
李錫全，《南宋福建路的經濟活動》，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臺北，未出版。
姚瑞瑜，《明代建寧府的地方教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臺北，未出版。
楊星，《朱子閩學思想淵源與傳播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上海，未出版。
蔡惠如，《南宋的家族與賑濟：以建寧地區為中心的考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臺北，未出版。
簡杏如，《宋代莆田方氏家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臺北，未出版。
三、期刊及專書論文
方彥壽 ，〈閩學人物對建刻發展的影響〉，《福建論壇》，1988年第2期，35-50。
方彥壽，〈朱子學派與南宋出版〉，《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11期，頁115-118。
方彥壽，〈閩北十八位刻書家生平考略〉，《中國刻書史》，1994年第1期，頁203-214。
伊藤宏明撰，秦欣譯，〈六朝隋唐時期地域社會研究動向〉，《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07），頁23-31。
向生榕，〈建陽麻沙書坊〉，《文史知識》，1995年第4期，頁62-65。
朱守良，〈朱熹《家訓》：從個人修養到民族文明〉，《安慶師範學院學報》，2005（02），頁63-65。
何俊，〈慶元黨禁的性質與晚宋儒學的派系整合〉，《中國史研究》，2004（1），頁109-117。
李才棟，〈日本的興讓館，--《白鹿洞揭示》還活在日本〉，《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頁23-32。
周愚文，〈宋代科舉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失衡問題因應對策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2012年第3期，頁105-138。
林拓，〈從化外之地到兩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6（1），頁35-38。
胥文玲，〈宋代延陵南山吳氏家族教育述略〉，《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10：12（03），頁5-7。
胥文玲，〈家族教育的歷史傳承—以閩北峽陽為個案〉，《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08（07），頁38-41。
徐曉望，〈明清浙閩贛邊區山區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收於傅衣凌、楊國禎主編《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福州：廈門大學，1987，193-226。
高令印，〈朱熹與中國文化重心南移：武夷文化說〉，收於楊儒賓主編，《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5-11。
高令印，〈朱熹與福建文化〉，收於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3），頁 21-41。
高令印，〈閩學概說〉，收於鄒永賢主編，《朱子學研究》，福建：廈門大學，1989，3-15。
高明士，〈聖域與教育：東亞廟學制的建立與發展〉，收於甘懷真主編，《文明對話下的中國性與歐洲性》，桃園：中央大學，2005，頁276-297。
張秀民，〈明代印書最多的建寧書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6期，76-80。
許道和，〈麻沙本雕版印刷史話〉，《福建省圖書館學會通訊》，1983年第1期，福州：福建省圖書館學會，1983.0，41-75。
Thomas H.C. L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yang, Fuchien, 1000-1400: Academies,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收於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3，945-996。
四、外文專書
Patricia B, Ebrey. & James L. Watson (eds.) ,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