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為清初最重要的守成及創業君主，由於其戮力改革前朝腐敗，重建新朝的氣象，不僅穩固清初的統治，同時也奠定康雍乾盛世的國基。然而在這段改革建設的歷程中，他的施政理念最主要來源，乃是取自於儒家思想。為求統治中國，實踐以漢制漢的目的，康熙帝勤習儒學，對儒家思想的體會，較一般鴻儒碩彥有過之而不及，而崇儒之舉措，益更為漢帝王尊崇及虔敬，因此，康熙朝之治道，可謂浸淫於儒家醇厚風氣中。也因如此，康熙帝得以據儒家思想為藍圖而興革國事。事實上，康熙帝運用儒家思想是多面向，其中費心耗力最多的是行政革新，因官僚機構對於其他社會經濟活動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故官僚的改革是國家興衰的關鍵。因此，本文便以行政改革為核心主題，藉此探究，康熙帝如何引用儒家思想具體落實於行政行為中，並觀察其得失之處。在章節安排上，本文共分六章。除緒論及結論外，第一章首要探討國史上與清代同為征服王朝的遼金元三代用儒術以穩固漢地統治之局面。清初也正因汲取三代歷史經驗，於入關之前即已援用儒術，用以協助政治體制轉型及統治漢人；爾後順利入關，又為能順利統治異族，其國策乃不得不繼續沿襲關外既定之政策，將儒家思想推崇至無以復加。第二章則旨在探討康熙帝的儒家思想來源。藉由勤奮不懈的接受儒家教育及學習儒家思想，使康熙帝得以深刻儒化，並運用儒家政治觀念作為其治國理想，並以了解康熙帝從事政治改革之依據。第三章則以中央政治官僚為主體，分析康熙帝分別從：用人政策、求諫納言及朋黨政治三方面著手改革；而其中朋黨問題尤為康熙後期朝綱不振之主因，藉此課題，可透視康熙帝運用儒家思想改革之侷限。第四章則著重康熙帝對地方吏治之整飭，其方法首重官員操守之要求、其次則以信賞任罰，淘汰不適任之官員，並大加獎揚清廉官員，作為澄清吏治之手段，凡此皆依據儒家思想而來。不過，康熙帝雖戮力整頓地方行政，使吏治漸有好轉，但貪污虧空之案件卻也層出不窮。究其緣由，主要為康熙帝太過於遷就官場陋習，唯恐動搖已告漸穩的政治基礎，以致隱忍未發，不欲連根拔除弊端，而使改革功虧一蕢，甚至釀成民變。同樣地，於整頓中央官僚之際，康熙帝亦不免著眼著皇權鞏固為慮，而有意操縱朋黨之惡鬥，然在其節制下，尚未讓政事日非。但至後期因皇位爭奪而引發的諸子結黨紛爭，就遠非儒家德治所能控制的，康熙帝對此也拘手無策。大體而論，康熙帝運用儒家德治所進行的改革至少於一定程度上澄清自明末以來的不良政治風氣，然也因慮及皇權鞏固及穩定政治為先，使其在大刀闊斧整頓之際不免流於寬縱，此實為盛世的光環伏下危機的種子，如此，不啻也說明了儒家思想於改革上之侷限及特質。

計有 《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清實錄˙世祖章皇帝》、《清實錄˙聖祖仁皇帝》、《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大清十朝聖祖訓˙太宗文皇帝》、《大清十朝聖祖訓˙世祖章皇帝》、《大清十朝聖祖訓˙聖祖仁皇帝》、《大清十朝聖祖訓˙世宗憲皇帝》、
、《康熙起居注冊》、《康熙起居注冊》、《清史稿校註》、《明史》、《大金國志》、《元史》、《遼史》、《金史》、《漢書》、《舊唐書》、《資治通鑑》、《明孝宗實錄》、《上諭檔˙乾隆檔˙方本》、《康熙帝御製文集》、《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清室外紀》、《天聰朝臣工奏議》、《論語譯注》、《清史列傳》、《十二朝東華錄˙康熙朝》、《康熙政要》、《清朝文獻通考》、《孟子譯注》、《韓非子集解》、《新譯禮記讀本》、《庭訓格言》、 《國朝先正事略》、《清朝先正事略》、《大清會典事例》、《國朝宮史》、《几暇格物編》、《尚書》、《聖武記》、《明史紀事本末》、《日講論語解義》、《日講孟子解義》、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康熙十八年＜南書房記注〉、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康熙朝漢文殊批奏摺匯編》、《管子校正》、《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周禮今註今釋》、《皇清奏議》、《新譯孔子家語》、《韓非子集釋》、《商君書解詁定本》、《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明清史料》《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大清會典˙康熙朝》、《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詞林典故》等史料官書及中外論著約28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