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論述中國古代法典發展時，都會指出以下的軌跡：《唐律疏議》→《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元朝法制似乎與唐宋律令無涉，對明清律例亦無重大影響。本文透過明初法典的編撰過程，說明元代條格體法典，律令位階定位不分明缺乏總則性篇章〈名例〉，導致《明令》《明律》有明顯轉鈔轉寫的關係，如大量〈刑令〉轉寫成日後的《明律‧名例律》，部分令文設有「不應」罰則，多可以從元條格追溯其立法來源，非唐宋之舊。
接著討論「贓罪」，傳統中國法有以贓計罪的傳統，觀察蒙元汗廷是如何繼受漢地的贓罪觀念，並在元成宗元貞、大德年間頒布如同唐宋律的枉法、不枉法、強盜、竊盜、監守自盜與時常充當贓罪用的「不應得為」，說明為何元代沒有發展出「坐贓」計贓罪名。《明律》六贓中常人盜倉庫、與監守盜倉庫兩贓罪，實係自元〈侵盜錢糧通例〉發展而來，另外因《明律》無強盜贓導致原先在元代以強盜贓計罪的「白晝搶奪」，只好依違在強、竊之間。
利用元代大量利用「不應為罪」對應無舊例或沒有條格明確對應的犯罪，採笞三十七、杖七十七論處的特色。透過「不應得為」刑度的定錨，這樣的特色亦保留在《明令》、《明律》之中，針對原先舊律所無的犯罪型態，給予單純快速地處置，挑選這些保留元制「不應為罪」刑度框架的條文，探討元明兩代特別立法防範的私役型犯罪條文，與管制軍器與買賣相關律文及賭博罪可發現，這些罪本有唐宋律的舊條，但在元代卻因時空環境的變化，脫離原先的發展脈絡。
最後討論《明律》婦女相關法規中舊律所無的特點，犯姦婦人「隨夫嫁賣」、婦女犯罪，杖以上罪一律收贖，是受那些元代立法所影響導致而成，其背後反映何種價值觀，分析說明犯姦婦人「隨夫嫁賣」是如何發展而成，元明兩代對「隨夫嫁買」的運用差異為何。婦女犯罪，杖以上罪一律收贖是延續舊律對婦女犯徒流刑的優免發展而來，還是蒙古價值觀強勢逆滲透而成，自元代案例中所見的法律發展趨勢，婦女法律地位的財產化與徒流刑虛刑化是如何一步一步達成的。
元代在中國法制史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既非律令也非律例，自成一格，承先啟後。唐宋的律令明清的律例，兩者的特點兼而有之，為搭起中國傳統律學兩大法典《唐律》與《明律》之間的橋樑，應給予蒙元法制更高的評價。

關鍵字：《元典章》、《明律》、《唐律疏議》、贓罪、不應得為、六贓、《至正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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