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 |
廖秋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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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名稱: |
台東縣大武地區的區域形成與轉變 |
指導教授: | 施添福 |
學位類別: |
博士 Doctor |
系所名稱: |
地理學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論文出版年: | 2001 |
畢業學年度: | 89 |
語文別: | 中文 |
論文頁數: | 202 |
中文關鍵詞: | 大武地區 、區域形成 、交通走廊 、生活方式 |
論文種類: | 學術論文 |
相關次數: | 點閱:459 下載: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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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傳統是地理學研究的三大傳統之一,區域的研究始於區域的劃分。基本上,地理區應是一系列特定歷史與地理條件下的產物,是人群與土地,人群與人群,長期交互作用下逐漸形成的。基於此一概念,我們想要探討大武地區的區域形成與演變,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形成怎樣的特色。亦即大武地區內的人群與土地,人群與人群,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產生了什麼樣的交互作用,而塑造出本區的區域特色。尤其是從日本和國民政府的政策作為出發,探討兩者對本區的區域形成與轉變過程所具有的影響力。以下是本文呈顯之大武地區的歷史過程與區域特色。
大武地區是東排灣族的生活領域,本區在荷蘭、清代、日治初期都是部落系統各自分立的世界,主因是本區為山地地形,區內有大的溪流及其分水嶺,對區內人民的往來具有阻隔性,乃使沿海岸及各流域自成部落系統。但另一方面,本區地勢在東部來說,相對較低,故本區也始終是台灣東西部陸路的交通走廊。
台灣東部躍上歷史的舞台,始於荷蘭時代東部產金的傳聞,荷蘭東印度公司因此自1637年開始派員經略東部。不過,該公司並未如願尋得金礦。大武地區則因位台灣東西部陸路交通必經之處,區內部落乃與外界接觸較早和較頻繁。
清初,康熙60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開啟了清政府與東部原住民的接觸。但事平之後,清政府卻劃界封山,不准人民到後山。前後山因而阻絕一百多年,直至道光初年,南部平埔族東遷,才又開通台灣東西部的交通。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之後,為杜絕外國對番地的覬覦,清政府廢除封山禁令,對台灣東部開始設治管理、開通道路、撫順番人、招徠漢人等。
清政府開鑿的東西部道路,在光緒3年(1877)之後,只剩的恆春-卑南道;光緒11年之後,三條崙-卑南道又成為唯一的官道。兩條南路均途經大武地區,所以,大武地區乃處於台灣東西部交通走廊的地位。但東部整體來說,依然路況不佳、治安不靖。
荷蘭和清代兩個政權,對大武地區原有的部落系統,並未有所改變或影響。受到地形或交通的影響,本區海岸地方是排灣化卑南族的分布地;各流域則是來自中央山脈西側的社和社系統的分布地;大武地方來源則比較複雜。這些自成一個個小世界的部落系統,到日治時期之後,才開始改變。
日治初期約十年,台東都在相良長綱的掌理之中。相良長綱廳長對原住民施行懷柔和綏撫政策,對台東廳自有其規劃和構想,與總督府有所不同。森尾茂助繼任廳長之後,台東廳大多能應和總督府的政策,台東廳也進入取締時期。大正3年(1914),因收押銃器,大武地區發生所謂的「南蕃事件」。之後,全台蕃情穩定,進入撫育時期。昭和5年(1930)發生「霧社事件」後,進入教化時期。大武地區在撫育和教化政策下,設立了許多機構,加強對原住民交易、醫療、授產、教育和移住等。
日治以來,大武地區與台灣東部的交通建設,均有長足進展,不過大武地區原來是東部最重要的交通走廊,卻隨著總督府重花蓮輕台東,海運、鐵路、公路等各種交通建設,多以花蓮為優先建造的地區,遂使大武地區在東部的交通優勢地位相對喪失。日治末,大武地區的山地被調查為適於熱帶栽培業發展的處所,為開發利源,日本政府乃加強本區對外的交通聯繫。昭和8年(1933),大武地區聯絡太麻里溪流域中上游各社的警備道路完成,加上南迴道路太麻里-大武已可通行汽車,區內的道路網四通八達,本區形成一個區域的交通條件已完備。昭和10-14年,台東-恆春道與台東-楓港道先後開通為汽車道路,可說大武地區恢復了台灣東西部交通走廊的地位。昭和12年,在大武地區內外交通易達性增高時,台東廳地方行政改制為「廳-郡-庄」,大武地區乃被納入台東郡的管轄之下,被整編進以台東街為行政中心的範疇中。
日治時期大武地區生活方式的改變,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來說,在政治生活上的改變,一是頭目地位的衰退,二是部落的遷移。頭目地位的沒落,主要是日本政府各種政策造成的;而日本政府對本區的部落未進行長距離的遷移,原因是﹕(1)大武地區的排灣族是相對溫順的民族;(2)本區的地勢較和緩,在道路開鑿之後,對各部落並不難管理,因而不必進行長距離的遷移。在經濟生活上,大武地區始於狩獵、燒墾,轉而為定耕農業,最後走向全島熱栽作物的種植中心,其改變可謂大矣!日本政府積極推行定耕農業和授產指導,以安定原住民生活,並將土地釋出供企業家投資。日治末,大武地區吸引了大企業來投資熱帶栽培業,形成本區的繁榮景象,也成為該區改變的契機。交通建設、林野開發、作物栽植等,均需大量的勞工,因此吸引不少西部的移民;並因勞力不足,日本政府從高雄州移入西排灣族。在社會生活上,注重大武地區風土病的防治醫療、部落環境衛生的改良等。從1930年代以後,教育對象重點由學童轉向青年和家長,使得教化功能更加彰顯。教育以日語學習為始,以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為主要內涵。日治末,原住民青年熱烈地響應太平洋戰爭的號召,勇赴戰場、犧牲性命的表現,或許可作為教化成功的註腳吧!
簡言之,日治時期大武地區原來以流域為主的各部落系統,在昭和8年(1933)內部交通網路完善之後,配合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政策的實施,各部落系統被打破,區內民眾來往密切,大武地區乃被整編成一個區域。
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原住民的政策,基本上是承接日本政府的政策。不過,國民政府政策方向是漢化與平地化,其執行方式似乎較嚴急,如(1)產業指導方面,所謂「定耕造林」帶有強迫性質;(2)原住民的姓名戰後立刻全面漢化;(3)在學者禁說日語及母語,甚至課餘也干涉其語言的使用方式。
戰後初期,大武地區劃為四個鄉,金山、達仁屬山地鄉,太麻里、大武屬平地鄉;原來派出所或駐在所管轄的區域,改為行政村,管理原住民的職務乃鄉長、村長等人。警察除戶政、警政之外,不再插手原住民事務;頭目的地位進一步弱化,只剩族長的象徵地位。但整體來說,大武地區最大的轉變來自於山地鄉部落的大遷移。
戰後初期,大武地區的內外交通受到很大的損害,深入各流域的警備道路寸斷,且未積極修復,因此,國民政府輕易地就說服了分布於深山的部落遷至平地來。民國40-45年,政府將原處深山中的金山、達仁鄉之部落遷至平地,改變了大武地區聚落的分布形態。遷出深山的部落,失去了原來的生存空間;而太麻里鄉因撥出土地提供金山鄉的部落移住,也面臨了土地的重新分配。此外,兩個平地鄉因不禁止外人遷入,戰後十年移入大量人口,使二鄉的原住民人口比例大為下降。
戰後初期,大武地區的熱帶栽培業並未接續上日治末的熱潮。農業方面的糧食作物,只有太麻里鄉以水稻生產為主,其他各鄉以陸稻、甘藷、小米等為主;經濟作物則以落花生和蔬菜為最重要。文教、衛生、醫療等的設置,隨著部落的遷移、人口的多寡,而有所變革與增減。戰後十年,可以說大武地區面臨了轉變之後的適應與考驗。
綜而言之,大武地區在荷蘭、清代,因地理條件,成為台灣東西部的交通走廊,但並未改變本區自成部落系統的各小世界。日治時期,因日本政府政治、經濟、社會等的政策作為,才將大武地區整編成一個區域。戰後初期,大武地區又因國民政府的政策措施,面臨了不同的轉變。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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