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征服江南行省後，陸續設置相對多數的行省官員以資治理，僅江蘇與安徽兩省即有三名總督、兩名巡撫、三名布政使駐紮。但，江南政務沒有因為行政資源增加變得容易治理，反而屢屢因為水患、賦稅等問題，引起行省官員間的傾軋，朝中政治亦遭受牽連而動盪不已。故康雍乾三朝皇帝，為處理江南官員人事及政務，採取各種各樣的肆應策略。
諸帝早先採行的統合策略，乃持續入關時征服江南的原則，不斷設官分職，以減少協調的科層原則達到使官員自動運轉之目的。不過隨著時間越往後，該項原則的效果卻日益銳減。乾隆皇帝初政之際，江南同時飽受水患增多、賦稅減少之苦，行省官員間衝突不斷；朝中、地方社會產生有各種批評皇帝治理江南失策的輿論。迨乾隆二十年代，皇帝改以「協作」方式，組織官員治理水患。協作是統治者以少數官員組成決策團隊，成員來自既有組織的各個層面，少數人會議相對容易達成共識。該協作團體在乾隆二十年代的跨省治水中，展現出統合資訊與匯集共識的作用。官員協作讓乾隆皇帝統合政務變得相對輕鬆，同時也使皇帝吸收許多彙整過的資訊，增加對江南政務的理解程度。之後皇帝不斷鼓勵江南官員「聯為一體」，官員協作遂成為統治江南的新策略。
乾隆三十年代以後，官員協作逐漸在皇權主導下產生一套運作模式。包含行省大吏的選用、跨省治水的會辦章程、欽差與行省官員的協調等，都有一套明顯的運作模式。官員協作與皇權在乾隆朝後期，業已形成相輔相成的關係。皇權得以透過協作掌控更多的政務，官員亦透過皇權的支持得以在仕途獲得明確前景，促成行政權力高度集中，這一結果在乾隆四十年代的儀封、青龍岡大水中表現出來。到乾隆朝晚期，江南政局因皇權支持與協作模式運作穩定，得以獲取比他省安穩的局面。

檔案資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南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宫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7年。
清國史館編，《清史列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官書典籍

《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清高宗撰，梁國治等校錄，《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3年。
高晉、薩載、阿桂等編，《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清國史館編，《漢名臣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鐵保等修，《欽定八旗通志》，景印嘉慶四年刊本影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年。
黃印，《錫金識小錄》，臺北：成文書局，1983年。
蕭奭，《永憲錄》，臺北：新興書局，1982年。
項樟，《玉山文鈔》，清乾隆朝二十六年項成龍刻本，收入國家清史編篡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袁枚著，《隨園詩話》，收入袁枚著、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袁枚著，《小倉山房文集》，袁枚著、收入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趙翼，《簷曝雜記》，收入趙翼著、曹光甫點校，《趙翼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
康基田著，《河渠紀聞》，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黎世序等編，《續行水金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陳康祺著，《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錢儀吉編，《碑傳集》，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專書著作

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和庫存統計》，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林乾，《言官與康乾政治》，安徽：時代出版社，2013年。
孫文良等著，《乾隆皇帝》，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1年。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臺北：知書房出版集團，2003年。
高王凌，《乾隆十三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硏究 (1680-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莊吉發，《清世宗與賦役制度的改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年。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著、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十八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馮爾康，《雍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詹姆斯．湯普森（James D. Thompson）著，敬義嘉譯，《行動中的組織：行政理論的社會科學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劉文鵬，《盛世背後：乾隆時代的偽稿案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謝國興主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羅威廉（William T. Rowe），陳乃宣等譯，《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精英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期刊論文

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7卷1期，2002年1月，頁75-84。
石錦，〈清初稅務改革與社會〉，《新史學》，1卷3期，1990年9月，頁29-88。
江濤，〈清代江南省分治問題—立足於《清實錄》的考察〉，《清史研究》，第2期，2009年5月，頁14-22。
江曉成，〈工程、技術與帝制：乾隆七年江南河工之爭的政治史解讀〉，《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卷2期，2015年4月，頁14-17。
全漢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收於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臺北：清華學報社，1965年，頁333-351。
李智萍，〈屢築屢蟄：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的祥符、儀封大工〉，《農業考古》，第4期，2015年8月，頁144-149。
孟森，〈奏銷案〉，收於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頁434-452。
孟森，〈金聖歎考〉，收於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頁248-253。
巫仁恕，〈乾隆十三年蘇州糧食暴動案〉，收於劉錚雲編，《明清檔案文書(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年，頁179。
侯仁之，〈靳輔治河始末〉，《史學年報》第2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頁45。
范金民，〈政繁賦重，劃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間江蘇升州析縣之考察〉，《社會科學》，5期，2010年10月，頁131-142。
高翔，〈尹繼善述論〉，《清史研究》，第1期，1995年2月，頁27-37。
高進，〈從制度面看清代的河防工程──以乾隆時期為範圍的探討〉，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

陳捷先，〈乾隆肅貪研究〉，收入氏著《清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187-250。
陳煒欣，〈清康熙朝的明珠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涂錦成，〈康熙帝治河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3年。
莊吉發，〈知道了—奏摺硃批諭旨常見的詞彙〉，收入莊吉發著，《清史論集》，第12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7-35。
張勉治（Michael G. Chang）著、唐博譯，〈洞察乾隆：帝王的實踐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收入國家清史編篡委員會翻譯組，《清史譯叢》，第5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6-60。
傅宗懋，〈清代督撫甄補實像之分析〉，收入王壽南、陳水逢編，《清制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243-295。
傅林祥，〈江南、湖廣、陝西分省過程與清初省制的變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3卷2期，2008年4月，頁118-126。
劉冬，〈清高宗御製詩與乾隆四十三年儀封河決〉，《歷史檔案》，第3期，2010年9月，頁72-79。
劉鳳雲，〈兩江總督與江南河務——兼論十八世紀行政官僚向技術官僚的轉變〉，《清史研究》，第4期，2010年11月，頁18-39。
劉旭東，〈乾隆朝後期（1775--1795）黃河河南段水災治理研究〉，安徽：安徽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723-743。
謝湜，〈十五、十六世紀江南賦役改革與荒地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卷2期，2012年6月，頁345-388。
葉高樹，〈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8期，2007年12月，頁69-152。
鄭永昌，〈雍正初年的吏治整飭：江蘇巡撫吳存禮的個案試析〉，收入李天鳴主編，《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年，頁283-306。
蔣明宏，〈雍正後期吏治的一個縮影──趙弘恩督治兩江史實初探〉，《歷史教學問題》，第4期，2006年8月，頁7-11。
濱島敦俊，〈清初蘇松兩府的均田均役改革：江南奏銷案芻議〉，《清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681-695。
羅麗達，〈清初江南地方行政上的滿漢政治衝突——張伯行噶禮互參案研究〉，《新史學》，7卷3期，1996年9月，頁49-90。
龔小峰，〈兩江總督的定制及職掌探述〉，《史林》，第6期，2007年12月，頁69-75。龔小峰，〈清代兩江總督群體結構考察—以任職背景和行政經歷圍視角〉，《江蘇社會科學》，第2期，2009年4月，頁182-188。
龔小峰，〈清代兩江總督的收入及其啟示〉，《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板）》，13卷4期，2011年7月，頁47-50。

外文資料
山本英史，〈清朝国家の江南統治と在地勢力〉，收於岩井茂樹編，《中国近世社會の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年，頁237-280。
內田直文，〈康熙朝政治史の一考察—江南の弾劾事件をめぐっ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29期，九州，2001年4月，頁66-87。
岩井茂樹，〈清代の版図順荘法とその周辺〉，《東方學報》，京都，第72期，2000年3月，頁381-449。
岸本美緒，〈清初松江府社会と地方官たち〉，收於氏著《明淸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頁197-230。
森正夫，〈錫金識小錄の性格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第41期，名古屋，1995年3月，頁29-48。
Chang, Michael G, A court on horseback :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Guy R. Kent,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Norman Tillman, “The Death of the Xiaoxian Empress: Bureaucratic Betrayals and the Crises of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Ru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3, 1997.

線上資料庫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