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義利之辨是為人行事之準則，佛教亦透過業果法則指導人如何判斷善惡，二者皆涉及內心自覺思擇的工夫論、動機―行為―生命相互影響之因素，與最後得利感果之外顯結果。因此筆者認為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親」實具多組可對舉比較之重要概念，如：「仁義內在之性善―菩提自性」、「集義養氣―正知正念」、「逆覺體證―隨轉修心」、「行義得利―感善惡果」、「天命―業果法則」、「命限與德福一致―業力」、「無限心―無限生命」、「理義悅心―善法欲」等義理比較。筆者也觀察到「道德情感」具有推動上述與「義」相關之道德實踐的作用，因此也探討「羞惡之心―懺悔」、「苦其心志―苦功德」與「動心忍性―忍辱波羅蜜」之異同。本文以最先提出義利之辨、對義命觀論述豐富的《孟子》，與堪稱佛教論著集大成、對業果觀修行次第整理最具系統之《菩提道次第廣論》，作為比較的核心文本，論證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在「內在動機」、「中間影響」與「外在成果」乃具有異中有同之共通性，故可作為儒佛工夫修養論之銜接會通處。

In Confucianis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ness and profit is the life guidelines. Buddhism also teaches people how to judge good and evil behaviors through the law of Karma. Both of them are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awareness, motivation, behavior, fate, and results.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many important concepts between the views of Justice and Fate of Confucianists and Karma of Buddhism can be compared, such as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compared to Buddha-Nature, Judge to Righteousness and Mindfulness, Enlightenment by Reversed Awareness to Change one's mind, Profit to Result, Mandate of Heaven to Karma, Destiny limitation and the consistency of morality and happiness to Karma Influence, Infinite heart to Infinitee Life, and the Good wish.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moral feelings like the mind of shame, repentance, hardships, suffering and endurance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moral practice. Since Mencius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with a bunch of discussions on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Fate, and The Great Treatise on the 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treatises and the most systematic review of karma and practice,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two schools of the theories to demonstrate the commonality of self-cultivation compared with the views of Justice and Fate of Confucianists and Karma of Buddhism. We hope that the discussions and comparisons can be applied as a linkage for Confucianists and Buddhism in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一、儒家古典書目】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大安書局，2012）。
（宋）朱熹，《孟子精義》（東京 : 中文出版社，1977）。
（宋）朱熹，《孟子或問》（東京 : 中文出版社，1977）。
（宋）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宋）周敦頤，《周子全書》（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
（宋）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宋）胡宏，吳仁華點校：《胡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明）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明）王龍溪，《王龍溪先生語錄》（臺北：廣文書局，1960）。
（明）胡廣，《孟子集註大全》（山東：山東省出版對外貿易公司，1989）。
（明）藕益智旭，《禪解四書周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
（清）焦循，《孟子正義》（上）（下）（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清）陳夢雷編撰，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34）。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山東：齊魯書社，2019）。

【二、佛教典籍】
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003）。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大正藏》，第1冊No. 0001。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第1冊No. 0026。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第2冊No. 0099。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大正藏》，第2冊No. 0125。
（宋）紹德、慧詢等譯，《菩薩本生鬘論》，《大正藏》，第3冊No. 0160。
寂天菩薩造頌，傑操大師註解，隆蓮法師譯，《入菩薩行論廣解》，《藏外佛教文獻》，第04冊No. 0033。
法救撰，（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大正藏》，第4冊No. 0210。
鄧殿臣、趙桐譯，《大念處經》，《藏外佛教文獻》，第5冊No. 0048。
宗喀巴大師造，釋法尊譯，《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大藏經補編》，第9冊No. 0044。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10冊No.0279。
（唐）尸羅達摩譯，《佛說十地經》，《大正藏》，第10冊No. 0287。
（唐）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第13冊No. 0412。
（唐）義淨譯，《入定不定印經》，《大正藏》，第15冊No. 0646。
（唐）玄奘譯，《寂照神變三摩地經》，《大正藏》，第15冊No. 0648。
（東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大正藏》，第17冊No. 0721。
（唐）地婆訶羅譯，《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大正藏》，第17冊No. 0773。
（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四法經》，《大正藏》，第17冊No. 0774。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佛說八大人覺經》，《大正藏》，第17冊No.779。
（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經》，《大正藏》，第17冊No.842。
（宋）法天譯，《妙臂菩薩所問經》，《大正藏》，第18冊No. 0896。
（唐）不空譯，《佛說毘奈耶經》，《大正藏》，第18冊No. 0898。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大正藏》，第23冊No. 1442。
尊者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第29冊No. 1558。
龍樹菩薩造，梵志青目釋，（姚秦）鳩摩羅什譯，《中論》，《大正藏》，第30冊No. 1564。
彌勒菩薩造，（唐）玄奘譯，《瑜珈師地論》，《大正藏》，第30冊，No. 1579。
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大正藏》，第31冊No. 1604。
天親菩薩造，（陳）真諦譯，《佛性論》，《大正藏》，第31冊No. 1610。
法稱菩薩造，（宋）法護等譯，《大乘集菩薩學論》，《大正藏》，第32冊No. 1636。
（唐）義淨譯，《龍樹菩薩勸誡王頌》，《大正藏》，第32冊No. 1674。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第49冊No. 2036。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大藏經》，第52冊No.2102。
龍樹菩薩造論，喇拉曲智仁波切、索達吉堪布仁波切譯，《中觀寶鬘論廣釋》（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14）。
宗喀巴大師著，釋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臺北：福智之聲出版社，2015）。
佛光大辭典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三、今人專書】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
牟宗三，《圓善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
印光大師，《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下冊）》（臺北：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2010）。
李明輝，《孟子重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
宗喀巴大師造，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釋論，堪布羅卓丹傑譯，《善緣解脫道：《三主要道》簡略釋文》（新北：財團法人化育文教基金會，2014）。
宗喀巴大師造論，巴梭法王等合註，釋如法、釋如密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1》（臺北：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
宗喀巴大師造論，巴梭法王等合註，釋如法、釋如密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2》（臺北：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
宗喀巴大師造論，釋日常講述，真如淺析，《廣海明月：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第一卷）》（臺北：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
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大全˙「義」條》（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1989）。
保羅‧田立克著，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 釋性柏、釋如行譯《四家合註入門（壹）》（臺北：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
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釋性柏、釋如行譯，《四家合註入門（貳）》（臺北：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馬一浮，《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康德著，牟宗三譯註，《康德的道德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康德著，李明輝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年）。
陳大齊，《陳百年先生文集：第一輯　孔孟荀學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7）。
陳昭瑛，《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陳昭瑛，《荀子的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陳滿銘，《章法學體系建構歷程》（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7）。
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黃俊傑，《孟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黃俊傑，《東亞儒家仁學史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黃冠閔，《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
楊惠南，《佛教思想發展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8）
釋日常講述，福智之聲出版社編輯，《論語摸象記》（臺北：福智之聲出版社，2005）。
釋日常講述，福智之聲出版社編輯，《教育，人類升沉的樞紐》（臺北：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2008）。
釋日常講述，福智之聲出版社編輯，《儒家精神》（臺北：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2009）。
釋日常講述，福智之聲出版社編輯，《孝經講記》（臺北市：福智之聲出版社，2009）。
釋日常講述，《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第1-20冊（臺北：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四、學術論文】
丁孝明，〈原始佛教的業報輪迴觀〉，《正修學報》，21期（2008年），頁183-200。
王林、張方玉，〈德性˙功利˙理性一一從「義利之辨」看孟子幸福原則的確立及其意義〉，《徐州師範大學學報》，36卷3期（2010年5月），頁124-128。
岑溢成，〈孟子「知言」初探〉，《鵝湖月刊》，第40期（1978年10月），頁40。
李明輝，〈孟子的四端之心與康德的道德情感〉，《鵝湖學誌》，3期（1989年9月），頁1-35。
李偉聖，〈佛教心識、工夫及業力系統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學位論文，2016年 1月。
周策縱，〈孟子義利之辨別解〉，《書目季刊》，27卷4期（1994年3月），頁18-31。
林義正，〈儒佛會通方法研議〉，《臺大佛學研究》，7期（2002年7月），頁198-226。
林偉，〈「三世」概念與「善惡報應」――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範例分析〉，《現代哲學》2006卷1期 （2006年1月），頁90-95。
林建德，〈佛教「意業為重」之分析與探究〉，《臺大文史哲學報》，80期（2014年5月），頁145-178。
柯進傳，〈佛教輪迴的現世意義詮釋〉，《藝見學刊》，3期（2012年4月），頁41-47。
畢明良，〈儒家義利之辨的核心——行為準則之辨〉，《貴州師範學院學報》，27卷11期（2011年11月），頁28-31。
陳郁夫，〈先秦儒家與原始佛教基本思想的差異〉，《國文學報》，15期（1986年6月），頁37-49。
陳昭瑛，〈「情」概念從孔孟到荀子的轉化〉，《法鼓人文學報》，2期（2005年12月），頁25-39。
陳堅，〈儒家「義利之辨」與佛教「自利利他」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7卷5期（2007年9月），頁18-22。
陳堅，〈「善有善報」與「善不受報」佛教善惡「因果」觀辨析〉，《湖南大學學報》，30卷5期（2016年9月），頁39-46。
寇東亮，〈「義利之辨」的人學底蘊——在個體認同層面的展開〉，《鄭州大學學報》，38卷2期（2005年3月），頁91-94。
張樹卿，〈簡論儒、釋、道的義利觀〉，《松江學刊》，5期（2000年10月），頁10-13。
張永儁，〈朱熹「義利之辨」之倫理價值觀探源〉，《哲學與文化》，28卷1期（2001年1月），頁1-10。
張善穎，〈佛教「業」思想與儒家倫理學――佛教倫理學對儒家倫理學的啟發〉，發表於2006年華梵大學哲學系舉辦之「儒家倫理學之反思」學術研討會。
張子立，〈道德感之普遍性與動力性－謝勒與牟宗三的共識〉，《鵝湖月刊》，379期（2007年1月），頁51-62。
張麗珠，〈清儒會通傳統與現代化思想的「義利合一」觀〉，《齊魯學刊》，2008卷4期（2008年7月），頁19-22。
張崑將，〈荻生徂徠對「子罕」篇首章引發的詮釋爭議〉，收入張文朝主編，《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頁69-90。
黃進興，〈所謂「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觀念解釋中國思想之限制的例證〉，《食貨月刊》，14卷7&8期（1984年11月），頁353-364。
黃啟江，〈佛教因果論的中國化〉，《中華佛學學報》，16期（2003年），頁254-282。
楊祖漢，〈儒學的終極關懷〉，《鵝湖月刊》，171期（1989年9月），頁17 – 21。
楊祖漢，〈比較康德的德福一致論與孔子的天命觀〉，《深圳大學學報》，31卷6期（2014年11月），頁36-45。
董群，〈佛教輪迴觀的道德形上學意義〉，《東南大學學報》，9卷6期（2007年11月），頁12-17。
葉仁昌，〈孟子政治思想中義利之辨的分析：四種主要類型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50期（2011年12月），頁1-36。
葉仁昌，〈孟子政治思想中義利之辨的分析：四種主要類型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50期 （2011年12月），頁1-36。
劉貴傑，〈契嵩思想研究──佛教思想與儒家學說之交涉：論心、性、情〉，《中華佛學學報》，2期（1988年10），頁183-208。
蔡忠道，〈王弼《老子注》的詮釋辨證〉，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XVI，1（2012年），頁61–85。
釋慧開，〈《論語》「季路問事鬼神」章解讀疏證――一個生死學進路的義理探索〉，《生死學研究》，1期 （2005年1月），頁9-63。
釋昭慧，〈「性」與「愛」之佛教觀點〉，《生命教育研究》，4卷2期（2012年12月），頁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