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江浙、湖廣地區，由於人口過剩的壓力，連河湖淤淺的灘地、沙洲，以及遠偏的丘陵、山地，皆成為人們開墾的對象。這波墾荒熱潮，大肆改變中國的地貌，不僅造成河湖湮塞、老林無多，也帶來水土流失、水患加劇和生產量下降等弊害。
面臨迫切的生態危機，在治水方面，清代皇帝頒布圍墾湖地的禁令、刨毀有礙水道的私垸，以及加強官員的責任考成等措施。治山方面，則頒布禁止開山、禁種玉米和驅離棚民等措施。官僚、士人也致力於倡導環境保護的思想和行動，特別是在山林、河湖方面，他們主張禁墾湖地、押毀私垸、教民種樹、禁種玉米和驅逐棚民，並闡明水土流失的弊害。民間社會則採取豎立護林碑的方式，藉以約束民眾伐林的行為。
清廷嘗試扮演好保護環境的重要角色。但在未通盤考量環境問題，再加上政治控制鬆弛，造成執行不力，法徒具文的情形，還有，人口過剩的壓力，一直沒有找到解決途徑，最終導致所做過的一切努力，事倍功半，乃至功敗垂成。

Due to overpopulated pressure, people in Jiang-Jeh(江浙) and Hur-Guaang(湖廣) region cultivated the land of lakeside and riverside, shoals, and remote hills and mountains. These cultivation actions change physical geographical terrain of China and not only causing rivers and lakes silted up and scaling forests down but also bring disadvantage of mudflows, blooding and lower production output.
Facing this seriously ecological crisis, Qing emperor declared some bans and policies. About water management, he forbade people to cultivate lake lands and demolished illegal embankments that obstruct water’s fluencies. Qing emperor also emphasized government officer’s performance appraisal about this policy. About mountain management, he forbade people to cultivate hills, prohibited planting corn and chased shed people away. Official and literati also advocate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ought and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ions. They advocated that cultivating lakeside lands should be prohibited, illegal embankments should be demolished, taught people to plant trees, corns should not be planted, shed people should be chased away and the disadvantage of mudflows. Non-official people erected forests protecting stele declared that people should not over-cut trees.
Although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made their efforts to try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t finally failed over. They didn’t take overall environment polici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fficial system was loose managed and so laws and decrees were not actually performed. Over populated problems was not solved also. These caused all efforts fail finally.

（一）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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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書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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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台北：三民書局，1993）
蕭子顯，《南齊書》，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
魏收，《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
魏徵，《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
瀧川龜太郎註釋，司馬遷著，《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漢京文化有限公司，1983年。
竇儀等撰，《宋刑統》，台北：仁愛書局，1985年。
2.地方志書
毛峻德，《鶴峰州志》，乾隆六年刊本，孫逸仙博士圖書館藏本。
王柏心，《監利縣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
王鳳生，《浙西水利備考》，光緒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多壽，《恩施縣志》，同治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朱文藻，《餘杭縣志》，民國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吳葆儀，《鄖陽府志》，同治九年刊本，孫逸仙博士圖書館藏本。
李兆洛，《江陰縣志》，道光二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
沈翼機，《浙江通志》，乾隆元年刊本，台北：華文出版社，1967年。
汪日楨，《烏程縣志》，光緒七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周來賀，《桑植縣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金玉相，《太湖備考》，乾隆十五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胡鑑瑩，《英山縣志》，民國九年刊本，台北：英山縣同鄉會，1982年。
倪文蔚，《荊州府志》，光緒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倪文蔚，《荊州萬城隄志》，光緒十一年刊本，孫逸仙博士圖書館藏本。
夏力恕，《湖廣通志》，雍正年間刊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秦緗業，《無錫金匱縣志》，光緒九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袁景暉，《建始縣志》，道光二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馬步蟾，《徽州府志》，道光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張仲炘，《湖北通志》，民國十年刊本，台北：華文出版社，1967年。
符為霖，《龍山縣志》，同治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鍾庚起，《甘州府志》，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童承敘，《沔陽州志》，嘉靖九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塗嘉會，《荊州志》，萬曆二十二年刊本，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本。
楊廷烈，《房縣志》，同治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雷春沼，《施南府續志》，光緒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熊啟泳，《建始縣志》，同治五年刊本，台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5年。
臧承宣，《分水縣志》，光緒三十二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鄭永禧，《衢縣志》，民國二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
黎世序，《練湖志》，民國六年刊本，中和：丹陽文獻社，1981年。
聶光鑾，《宜昌府志》，同治四年刊本，孫逸仙博士圖書館藏本。
3.文集
王禎，《農書》，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薈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包世臣，《安吳四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
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吳穎炎，《國學備纂》，台北：廣學社印書館，1978年。
宋敏求，《宋大詔令集》，台北：鼎文書局，1972年。
李肇，《唐國史補》，收入張海鵬輯，《學津討原》，台北：藝文出版社，1965年。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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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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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鍔，《吳中水利書》，收入《叢書集成新編91》，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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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楊萬里，《誠齋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集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董誥，《全唐文》，北京：新華書店，1983年。
賈思勰，《齊民要術校釋》，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
劉歆，《西京雜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黎世序、潘錫恩纂，《續行水金鑒》，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
歸有光，《三吳水利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91》，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魏峴，《四明它山水利覽》，收入《叢書集成新編》，91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嚴如煜，《苗防備覽》，台北：華文書局，1967年。
嚴如熤，《三省山內風土雜識》，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續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
（三）專書著作
Barbara Ward , Rene Dubos等著，鈕先鍾譯，《只有一個地球》，台北：正中書局，1977年。
Barry Commoner著，宋尚倫譯，《環境的危機》，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
William Ophuls著，何沙侖譯，《生態學與匱乏政治學》，台北：華泰書局，1981年。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
王樹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卷一），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年。
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三聯書店，1981年。
史所，1981年。
史華慈等著，段昌國等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年。
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顧良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冊，台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年。
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著，劉北成譯，《論歷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
布瑞（Francesca Bray）著，李學勇譯，《中國農業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年。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崇文書店，1972年。
向世陵、馮禹，《儒家的天論》，山東：齊魯書社，1991年。
江日新主編，《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
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1969年。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2年。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
李杜，《中西哲學思想中的天道與上帝》，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
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范庭育譯，《大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台北：帕米爾書店，1987年。
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黃文山等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年。
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
汪家倫、張芳，《中國農田水利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
卓正大、張宏建編著，《生態系統》，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宗菊如、周解清編，《中國太湖史》，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編著，《中國水利史稿》，二冊，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85年。
姚漢源，《中國水利史綱要》，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
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鑒派到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二冊，台北：水牛出版社，1988年。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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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民、彭雨新，《明清時期長江流域農業水利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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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智、張廣勇，《史學，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視野中的西方史學》，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年。
梁庚堯，《南宋農地利用政策》，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77年。
梅莉、張國雄、晏昌貴，《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莊慶信，《中國哲學家的大地觀》，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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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橋驛，《浙江省地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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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恒，《世界體系和資本主義—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與布賀岱（F. Braudel）的評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
傅佩榮，《儒家哲學新論》，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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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lo Santangelo著，呂健忠譯，〈明清文學中的自然〉，《當代》104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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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4期，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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