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作的動機，是希望藉著明清時期庶民所用的日常交際文書中，看當時人際網絡的複雜性，與社會交際之各種面向，以觀察明清時期庶民生活中，人際互動的樣貌。明清時期的社會中，庶民與官紳士子之間有很大雅俗區別，庶民社會交際的文化上，也會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庶民之間的往來並非全無章法。就社會應世的禮俗規範而言，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繼承中國禮學正統，以大戴小戴禮記、儀禮等禮經作為參考的對象。而明清時期的庶民，在應世時所參考的則是由鄉里儒生所編寫，自朱子《家禮》以後到民間日用類書等的一套民間禮俗系統。廣大的四民大眾為了生活所需，也常需要使用交際文書與身邊的人應酬交際，只是限於所受知識，庶民日常所用的交際文書都是以實用、好記、方便運用為主，不觸及高深的學術義理，最主要是能求在生活上的實際運用。在以這些實用禮書、民間禮俗參考書、民間日用類書為資料的前提下，本文希望能藉此探討明清庶民交際的內容，從各式各樣的應用文書中，探討庶民生活中社會網絡關係中的複雜性與多變性。並從人際往來必須立即反應的應對稱呼，以及書信、帖式、契約等交際文書等四部分加以探討。研究發現，這類日用社會交際參考書，在明清庶民社會中普遍流通，並廣為參考，常有長時間大量翻印及重覆傳抄的情形，表現出庶民社會往來的酬世需求；從這些民間實際使用的日用參考資料中，也可看見當時的交際方法，如何寫信、使用帖式或寫關書禁文及各式契約等。其中各式「活套」的使用，更表現出庶民重視實用的特色。人與人之間各式各樣的交際形式，和複雜的社會網絡關係，也皆在這類民用參考書中，有更真實的呈現。

一、民間日用類書、書信範例參考書
元，無名氏撰，《居家必用事類》，十集二十卷，明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年）田汝成序，清寬文十三年（一五六○年）七月，松柏堂重刊。（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明，王宇編、陳瑞鍚注，《新鐫時用通式翰墨全書》，明熹宗天啟丙寅（天啟六年─一六二六年）自序。明思宗寬永二十年（一六四三）年孟春，田原仁左衛門重刊。收錄於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學資料叢刊．尺牘篇．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６日第二刷）。
明，田汝成序，《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日本寬文１３年（１６７３）松柏堂翻刻之和刻本之影印，（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明，艾英南編，《新刻艾先生天祿閣採精便覽萬寶全書》（三槐堂梓，明思宗崇禎元年（１６２８年）刊本）。
明，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雙峰堂刊，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刊本，收錄於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三台萬用正宗》（東京：汲古書院，平成１２年（２０００年））。
明，沖懷編，《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熊對山梓，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年序刊本），殘存二十四卷四冊。
明，徐三友校正，《新鍥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鄭世魁梓，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序刊本）收錄於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五車拔錦》（東京：汲古書院，平成１１年９月（１９９９年））。
明，徐企龍編，《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又名《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錦不求人》，第九卷。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存仁堂刻本。
明，張一溥編，《新鐫增補萬寶全書》（清高宗乾隆23年（1758）序刊本），32卷4冊。
明，陳繼儒注，《增訂約解新鐫增補較正寅幾熊先生尺牘雙魚》原書版本出版年月不詳，於日本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年）十二月，竹內書館刊行，收錄於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四篇．尺牘．方言研究篇》（東京：不二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月第二刷）。
清，內窗侍者編，《新增尺牘初桄》，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秋，上海中文賢閣書局序刊，共有四集。原序寫於道光七年，光緒九年又有一序。收錄於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學資料叢刊．尺牘篇．第二卷》（東京：不二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６日第二刷），
清，南窗侍者著、子虛注，《增註通問便集》，光緒丁亥（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季冬，畬經堂刊，上下二卷二冊，收錄於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四篇尺牘．方言研究篇》（東京：不二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月第二刷）。
清，唐再豐著，《無師自通維新尺牘》，出版年月不清。
清，唐芸洲（再豐）編，《增註寫信必讀》，卷九，（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印。
清，陳太士、蔡九霞纂，《玉堂尺牘彙書》康熙壬戌（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冬，集賢居刊。貞居四年（一六八七年），林五郎兵衛訓點重刊。收錄於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學資料叢刊．尺牘篇．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月第二刷）。
清，鄒景揚編，《分類酬世錦囊》，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年（一七七一年）編，最早版本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刻本。又有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石印本第八版，全小字，六冊。（上海：普益書局石印小字本，民國十一年正月），共四集。初集八卷命名：《書啟合編》，二集七卷：《家禮集成》，三集二卷：《帖式》。
清，鄒景揚編，《酬世錦囊家禮集成》大德堂梓行。
清，管斯駿著，姚印詮注，《增新詳註三百六十行尺牘》，二十一卷小六冊，光緒乙末（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孟夏，珍藝書局刊。
清，蔡九霞編，《新鐫尺牘青錢廣編》，正集續集合本一冊，元祿十三年（一七○○年）仲春，古川參郎兵衛訓點重刊。
清道光．陳鳴盛輯，《家禮帖式集成》（咸豐七年刊），翁仕朝手抄本，現藏於香港新界沙田圖書館，翁仕朝文獻藏書。
胡寄塵編，《男女通用普通尺牘》（上海：廣益書局，民國１０年）。
唐再豐著，《考正字彙唐著寫信必讀全璧》，上海書局刊。民國元年，書中有光緒二十六年之序，並在光緒三十四年重刊。
唐再豐著，《最新增廣註解字彙尺牘全璧》，光緒壬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仲秋，上海書局刊，石印一帙八卷小八冊。
徐珂編，《新撰商業史牘》，宣統三年初版，民國１８年２３版。
翁仕朝原藏本，《增廣寫信必讀》，《大埔海下村翁氏藏書》第十九冊，香港沙田圖書館藏。
翁仕朝傳抄，《帖式要訣》，現藏於香港新界沙田圖書館，共６頁。
翁仕朝傳抄，《帖式稱呼》，收錄於《大浦海下翁氏藏書》二十四冊下，現藏於香港新界沙田圖書館。
翁仕朝傳抄，《契約帖式》，現藏香港新界沙田圖書館，無頁次，共２４頁。
無名氏著，《增廣尺牘句解》初集、二集，光緒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天津萃文魁刊。
《共和新尺牘》，四冊，上海初版，民國二年。
佚名編撰，《最新分類尺牘大觀》（台北：廣文書局，民國７８年）。
袁韜壺，《分類詳註新式尺牘大全》（台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民國７２年１１月）。
《上水廖氏宗譜》，傳抄本。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香港資料中心影印本。
佚名編撰，《改良增廣寫信必讀》二卷（廣州市：東雅公司印）。
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五車拔錦》（東京：汲古書院，平成１１年９月（１９９９年）。
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三台萬用正宗》（東京：汲古書院，平成１２年（２０００年）。
二、文獻典籍、筆記、文集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台北：偉文圖書出版公司，民國６５年）。
明，葉盛，《水東日記》（台北：漢京出版公司影印，１９８４年７月）。
清，毛奇齡（西河）著，《家禮辨說》，十六卷。長沙余肇鈞重訂，同治三年甲子孟春月，古潭余氏明辨齋校刊。
清，夏仁虎，《舊京瑣記》（台北：進學書局，北平地方研究叢刊，民國５８年１１月影印）。
清，徐珂，《清裨類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７２年）。
清，梁章鉅，《稱謂錄》（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清，梁章鉅，《歸田瑣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８月）。
清，葉夢珠，《閱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７１年）。
清，翟灝，《通俗編》，《叢書集成新編》第39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７４年）。
清，褚人獲，《堅瓠集》，筆記小說大觀23編，（台北：新興書局，民國６７年）。
清，趙翼，《陔餘叢考》（台北：世界書局，民國４９年１２月）。
清，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
三、中文專書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第１版。東南卷，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第１版。西南卷，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１版。華北卷，１９８９年５月第１版。
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編，《中國民間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第二集，民俗文化研究，１９９１年７月。第七集，人生禮俗研究，１９９２年９月。第九集，民間禮俗文化研究，１９９３年４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一卷（揚州：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生命禮俗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民國７３年１２月）。
文史知識編輯部編，《古代禮制風俗漫談》（二集）（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４月第１版）。
牛志平、姚兆女編著，《唐人稱謂》（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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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陞，〈明清時代的一田兩主習慣及其成立〉，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八卷．法律制度（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２）。
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新史學》，６卷３期（１９９５年９月），頁１５５－１８３。
王新，〈明清時期社會風尚變革舉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吉林大學出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頁４１－４３。
王爾敏，〈《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絡〉收錄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十四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出版），頁９７－１００。
王爾敏，〈家訓體製之傳衍及門風官聲之維繫〉，《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８１年６月），頁８０７－８４６。
王興亞，〈明代中後期河南社會風尚的變化〉，《中州學刊》，１９８９年第４期，頁１０７－１１０。
伍丹戈，〈論明代官場的稱呼──從姚雪垠著《李自成》中用語“老生先”說起〉，《復旦學報》，１９７９年４期。頁７９－８２。
寺田浩明，〈明清時期法秩序中的”約”的性質〉，收錄於（日）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頁１８１－１８２。
寺田浩明，〈關於清代土地法秩序「慣例」的結構〉，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頁６５１－６７８。
吳蕙芳，〈《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及其史料價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三十期，頁１０９－１１７。
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內容與運用──以明代《三台萬用正宗》為例〉，《明史研究通訊》，第三期，民國８９年１０月，頁４５－５６。
李孝悌，〈十七世紀以來的士大夫與民眾─研究回顧〉，《新史學》，四卷四期，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頁９７－１３９。
李孝悌，〈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兼論中國史在這方面的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八期（１９８９年９月），頁９５－１０４。
李孝悌，〈從中國傳統士庶文化的關係看二十世紀的新動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１９期（民國７９年６月），頁２９９－３９９。
李喬，〈名片與明清社交〉，《文史雜誌》（香港：龍門書店），１９８６年第２期，頁６１－６２。
汪維真、牛建強，〈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風尚取向的更移〉，《史學月刊》（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五期），頁３０－３６。
居蜜，〈明清徽州地區租佃文書介紹〉，《漢學研究通訊》（台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出版，民國７４年１月），頁２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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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士，〈Peter Burke 編“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新史學》，３卷２期（１９９２年６月），頁１８２－１９３。
林麗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論〉，《師大歷史學報》，第１９期（１９９１年６月），頁２１５－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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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香港：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第五卷第二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頁１３９－１５９。
芮逸夫，〈爾雅釋親補正〉，《文史哲學報》第一期，頁１０１－１３４。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１９８６年６月），頁１３７－１５９。
商偉，〈晚明的小說、日用類書與印刷文化〉，《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６、１７日）。
張廷興，〈山東民間“子”綴人品稱謂詞的考查〉，《民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山東：民俗研究出版社，1998年1月15日），頁２６－２９。
梁其姿，〈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Evelyn Rawski 編“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新史學》，創刊號（１９９０年３月），頁１４５－１５３。
陳茂山，〈試論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風氣〉，《史學集刊》，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吉林大學出版），頁３１－４０。
陳學文，〈明代中葉以來棄農棄儒商風氣和重商思潮的出現〉，《九州學刊》三卷四期，（香港：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出版），１９９０年９月，頁５５－６６。
蒲慕州，〈西方近年來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學》，３卷４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頁１３９－１５３。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１輯（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頁１９０－２０８。
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明史研究》第３輯（合肥：黃山書社，１９９３），頁８５－９２。
鞠清遠，〈校正江湖必讀〉，《食貨半月刊》第五卷第九期，民國２６年５月，頁３０－４２。
羅鳳禮，〈當代美國史學狀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頁８８－９３。
五、外文論著
森正夫、野口鐵郎、濱島敦俊、岸本美緒、佐竹靖彥編集，《中國史學的基本問題4 ──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
酒井忠夫，〈明代日用類書庶民教育〉，收錄於林友春編，《近代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昭和３３年３月）。
許舒輯，科大衛監修，黃永豪主編，濱下武志、田仲一成參修，《廣東宗族契據彙錄》（上）（下）（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刊行委員會，１９８７年２月）。
臨時台灣調查會，《清代契約文書．書簡文類集》（東京：汲古書院，昭和４８年８月影印）。
東洋文庫明代史研究室，《中國土地契約文書集（金─清）》（東京：東洋文庫，昭和五十年三月）。
孫伯醇、村松一彌，《清俗紀聞》（東京：平凡社，１９９４年）。
波多野太郎，〈尺牘格式史〉，收錄於《中國語學資料叢刊．尺牘篇．第１卷》，東京：不二出版，１９９０年第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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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Brook, “Funerary Ritual and the Building of Line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9, No. 2 (Dec, 1989)，頁470~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