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時代史館制度的沿革和發展，大致可分為前後二期。前期是從國初仿唐制而設史館，宋興而由仿唐制改仿宋制，直至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共計有三百九十年的沿革發展。後期是從忠烈王三十四年受元朝的影響，忠宣王倂於文翰署爲藝文春秋館，之後又分而復倂，凡是改館名有五次之外，史館編制、史官之制，皆有屢次變革，至恭讓王四年亡國（1392），共計有八十五年的沿革發展。
高麗前期的史館制度，自國初仿唐制而設史館，宋興而由仿唐制改仿宋制，而後以「多相監修」，「修撰官」專掌修國史、實錄，成為定制。可以說是因時取長補短，盡併、精簡的史館制度，這也是高麗前期史館制度的特色。
高麗後期史館制度的變革，自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忠宣王仿元代翰林兼國史院，將以史館及文翰署（翰林院）合併為藝文春秋館，並改史館的編制。之後又分而復倂，除恭愍王五年至十年間（1356-1361）復稱史館外，其餘以史館改稱為春秋館。而且到朝鮮時代沿高麗之舊，仍以春秋館為史館之名。
高麗時代史官職權之演變，高麗初設「修國史」、「同修國史」時，如同宋制是為專撰史之職，而後制定以二品以上官為兼任，或為宰輔、宰相所奪，就形成猶如唐代多相監修之制。而其職掌也改變為監督史館修史工作，而不與修撰之事。大致在明宗時，以宰相兼任「監修國史」、「修國史」、「同修國史」，以多相監修，成為定制。因而《高麗史‧百官志》「春秋館」條記載：「監修國史，侍中兼之。修國史、同修國史，二品以上兼之。」是為高麗仁宗以後，到明宗朝時，成為定制的史官制度。而此「多相監修」，則是高麗史館制度的特色之一。
高麗自顯宗四年（1013）分史館官員與專撰史官員之後，「史館修撰官」依舊是史館常職的史官，沒有新命則與修史無涉；「國史修撰官」、「實錄編修官」則是專撰史之職，事畢即停，兩者因職責系統不同，實不可混淆。並且從仁宗以後，國史、實錄則是由「國史修撰官」、「實錄編修官」掌其事。而此則是高麗史館制度的另一特色。但到高宗時，已不稱「編修官」，而稱「修撰官」。從此以後，高麗前期的史館制度中，不復見「編修官」之名，無論是修國史、實錄，皆稱「修撰官」。因而《高麗史‧百官志》「春秋館」條所載「脩撰官」，就是以專撰史史官之「脩撰官」、史館史官之「史館脩撰官」的通稱，在高麗高宗時，成為定制的制度。
高麗時代史官制度的沿革，大致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太祖二年（919）仿唐制而設史館以來的史官之制。第二階段是從顯宗四年起（1013），由仿唐制改仿宋制以後的史官之制。第三階段是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忠宣王倂於文翰署（翰林院）爲藝文春秋館之後的史官之制。其中，第一和第二階段屬於前期史官制度之沿革，第三階段屬於後期史官制度之沿革。
史館之外，另有專職史官，即起居注、起居郎、起居舍人，自成宗時置隸屬於門下、中書（內史）兩省，與史館史官並立，行使記注之權。自此以後，終高麗之世，大體相沿不變。
高麗自國初設館修史以來，官修史著種類甚多，有起居注、史草、日曆、實錄、國史。其他尚有編年體史書、典禮、譜系等史著，其成果頗有可觀。而且高麗時代史書的藏管，為史籍之完善保管，除封存史館史庫之外，為避免兵燹之災，另設置史庫藏管。然而，高麗時代設館修史制度，未必能盡善盡美，難免衍生若干流弊。
比較特別的是，高麗後期與元朝的關係密切，高麗的修史中，也有與元朝有關的史書。元朝的國史院向高麗索取有不少的史籍，同時高麗也曾修《元世祖事跡》此外，高麗所修成的史書也有送給元朝。元代修《遼史》不僅索取高麗史著，同時元朝和高麗的史學交往非常頻繁，互相提高史學的水準。
高麗時代修史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不過高麗自設館以來，官修完成各類史著。這不僅是史書體裁上的進步，史著修撰方法、史學理論等，各方面提提高史學水準。因而固然留意這些弊端，但更要注意，高麗時代設館修史制度對當代和後世史學發展的基礎，及其影響。

Korean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rom ancient times generally adhered to or departed from Chinese models, of a pattern that evolved in, and remained centered on, China.
In China by the Ta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the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Established.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from this period into finished form the definitive standard the task of official historians（shih kuan史官） working in the History Office（shih kuan史館）. In Korea, from the Koryo T’aejo（高麗太祖） borrowing is institu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History Office. In addition, from this period that Koryo History Office was on a par with that of Tang History Office.
After the Koryo Hoyunjong（顯宗） and Yejong（睿宗）, Injong（仁宗） period, changing functions institutions from Tang Dynasty to Sung Dynasty. A then the changing to Sung Dynasty models shih yuan（宋史院）, shih-lu yuan chih（實錄院制）, and T’ien-sheng pien-hsiu yuan chih（宋天聖編修院制）. Moreover, from this period in Koryo official historians have been two apart. One apart is write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fice（Suchankwan修撰官）; another apart is Official in History Office（Sakwan-Suchankwan史館修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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