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 |
吳政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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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名稱: |
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 |
指導教授: | 林麗月 |
學位類別: |
碩士 Master |
系所名稱: |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
論文出版年: | 2014 |
畢業學年度: | 103 |
語文別: | 中文 |
論文頁數: | 182 |
中文關鍵詞: | 中朝關係 、《燕行錄》 、文化心態 、中國論述 、洪大容 、思明 、為明復仇 |
DOI URL: | https://doi.org/10.6345/NTNU202205357 |
論文種類: | 學術論文 |
相關次數: | 點閱:1230 下載: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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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朝鮮士人種種因「明朝」而起的心態、論述及其實踐。為較周詳地考察此一過程,辨析其間曲折複雜的變化,本文上起明萬曆二年(1574)朝鮮使臣的朝天之旅,下迄清乾隆年間(1736-1795)的燕行歸途。本研究不僅著眼於朝鮮燕行使如何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實踐思明,更關心朝鮮使臣歸國後的反應與影響。藉由朝鮮士人在中國與朝鮮關於「明朝」的討論,並以清朝儒生作為比較的對象,以考察朝鮮思明文化的論述、實踐及其終結。
相當於中國的明清時代,朝鮮出於外交任務的需要,朝鮮知識階層扮演信使穿梭中朝之間,其私人日記、歸國後的報告書,近來以《燕行錄》廣受學界重視。不過,當代學界喜以清代朝鮮使節緬懷、欣羨明朝的種種言論為根據,強調明代中朝關係的友好。此類拿「清朝」說「明朝」的歷史解釋,忽視《燕行錄》、朝鮮使節的內在脈絡。究其實,朝鮮的思明文化雖屢有承襲之處,但仍不乏嬗變之跡。清代朝鮮人在「明瞭」明朝確實存在諸多弊政的情況下,從未在清人面前道出一詞片語的「明朝實情」,反是極力讚揚皇明的美好。這種可稱為選擇性書寫(selective narration)的普遍現象,是朝鮮使臣一種特殊的交流技巧。再者,《乾淨衕筆談》作為重要的文獻,近來學界對此書益發關注,但往往隨意引用其記載,未能注意到《乾淨衕筆談》實有嚴重的版本問題。本研究考校不同版本的《乾淨衕筆談》,發現朝鮮人為了順應國情,改動原本的版本,致使文義丕變,是為第二種的選擇性書寫。
其次,朝鮮北學派士人對於「中國論述」的闡釋,以及重新界定「中朝關係」的努力,過去往往著眼「和清」的一面,認為朝鮮「放棄」尊周論,呼籲回到和平相處、學習中國的方針。本研究強調的是,清乾隆年間的朝鮮燕行使,實是有鑑於朝鮮國內的改革需要,以及清中國強盛的事實,提出一個新的中國論述。這新的中國論述並不妨礙過去「思明」的傳統。事實上,一面「思明」,一面「尊清」反是當時亟欲推廣的新說,思明與尊清不僅不相違背,反而相輔相成。
最後,為具體檢視第三章「華夷論戰」的意義,並藉此探論思明文化的尾聲,本研究探論清初以降中朝雙方的「明史著作」,透過《燕行錄》中諸多關於「明朝」的討論,呈現朝鮮士人對明朝歷史的嫻熟,以及清朝儒生對前代故事的陌生。相較於同時的清朝士人,朝鮮燕行使對「明朝」展現莫大的熱衷與熟悉,「明朝」彷彿是雙方歷史認知的分水嶺。中朝各自的歷史書寫,形塑清初以降幾個世代對於「明朝」的認知。但是,18世紀朝鮮內部的明史書寫亦面對新的挑戰,朝鮮主體性與獨尊明朝的論述在國內競逐,此即朝鮮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的轉向,亦是眷眷明朝的尾聲。
壹、古籍史料
一、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按出使年分)
1539‧權 撥,《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
1574‧許 篈,《荷谷朝天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7。
1574‧趙 憲,《朝天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
1587‧裴三益,《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4。
1592‧吳億齡,《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8。
1598‧李廷龜,《戊戌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0。
1598‧李恒福,《朝天記聞》,收入《燕行錄全集》,冊8。
1599‧李睟光,《續朝天錄》,《燕行錄全集》,冊10。
1601‧李安訥,《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5。
1625‧全 湜,《槎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0。
1626‧金尚憲,《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3。
1636‧金 堉,《朝京日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6。
1636‧金 堉,《潛谷朝天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6。
1637‧金 堉,《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6。
1668‧朴世堂,《西溪燕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3。
1669‧閔鼎重,《老峯燕行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2。
1686‧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9。
1699‧姜 銑,《燕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8。
1732‧韓德厚,《燕行日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0。
1737‧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37。
1754‧俞拓基,《瀋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38。
1765-1766‧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42。
1766‧洪大容,《乾淨衕筆談》,收入《燕行錄全集》,冊43。
1777‧李 ,《聞見雜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3。
1783‧李田秀,《入瀋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30。
1790‧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2。
1803‧徐長輔,《薊山紀程》,收入《燕行錄全集》,冊66。
1851‧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燕行錄全集》,冊70。
貳、《韓國文集叢刊》
尹行恁,《碩齋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87,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
朴允默,《存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9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
朴世采,《南溪先生朴文純公文正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4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朴趾源,《燕巖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5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朴齊家,《貞㽔閣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61,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吳道一,《西坡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5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5。
宋時烈,《宋子大全》,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08-11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3。
李玄錫,《游齋先生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5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
李書九,《惕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7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李敏求,《東州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4,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李景奭,《白軒先生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5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李麟祥,《凌壺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25,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金 堉,《潛谷先生遺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8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金允植,《雲養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32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
金履安,《三山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3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
金慶餘,《松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0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金鍾厚,《本庵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37,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
南公轍,《金陵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7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洪大容,《湛軒書》,《韓國文集叢刊》,冊24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洪直弼,《梅山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9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
徐命膺,《保晚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33,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徐榮輔,《石竹館遺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6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崔興璧,《蠹窩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續》,冊95,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0。
張 維,《谿谷先生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許 穆,《記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黃景源,《江漢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24,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趙 炯,《龍洲先生遺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鄭宗魯,《立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54,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韓元震,《南塘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01,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
韓章錫,《眉山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32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
權 萬,《江左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0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
參、實錄、筆記、小說及其他
《大義覺迷錄》,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6輯,臺北:文海,1985。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燕行錄選集‧補遺》,首爾:東國大學,2008。
成海應,《研經齋全集》,首爾:旿晟社,1982。
成海應等編,《尊周彙編》,收入許侙等編,《朝鮮事大‧斥邪關係資料集》,冊1-2,首爾:驪江出版社,1985。
朴世茂,《童蒙先習註解》,首爾:出版社不詳,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2011。
朴趾源著、朱瑞熙點校,《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
吳王坦,《讀史臆語》,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34年(1769)刻本。
李玄錫,《明史綱目》,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朝鮮刻本(1703)。
李佑成編,《楚亭全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92。
李泰壽、李壽頤,《尊周錄》,東京:早稻田大學藏朝鮮抄本。
李萬運,《紀年兒覽》,波士頓:哈佛大學燕京社藏朝鮮刻本。
杜 詔,《讀史論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鎮江文成堂刻本。
杜宏剛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杜宏剛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孟子著、阮元校,《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2001。
金在行等撰,《日下題襟合集》,上海: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室藏咸豐二年(1852)抄本。
南紀濟,《我我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朝鮮抄本。
姚培謙,《明史覽要》,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24年(1759)刻本。
洪大容、李德懋著,鄺健行點校,《乾淨衕筆談‧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徐 枋,《居易堂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3。
陳 杞,《明史綱目管窺》,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13年(1808)刻本。
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黃景源,《明陪臣考》,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朝鮮刻本。
愛敬齋譯,《滿文讀史論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8年(1828)刻本。
葉夢珠,《讀史偶評》,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
趙徹永,《續明史》,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二輯史部2,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臺北:桂庭出版社,1978。
盧元昌,《明紀本末國書》,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康熙3年(1664)刻本。
錢謙益,《明史斷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
歸 莊,《明季逸事野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嚴 璹編,《忠烈祠志》,上海:復旦大學古籍部藏朝鮮純組8年(1808)刻本。
權以生輯,《史要聚選》,上海:復旦大學古籍部藏清乾隆33年(1768)重刻本。
權以生輯,《史要聚選》,上海:復旦大學古籍部藏清乾隆元年(1736)朝鮮由洞刻本。
權以生輯,《史要聚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18年(1679)朝鮮田以釆刊本。
二、近人論著
中文專書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0。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2014。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200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
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社,2009。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1981。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
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李 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
李英順,《朝鮮北學派實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9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2006。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陳尚勝等著,《朝鮮王朝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馮爾康,《雍正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中心,2010。
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臺北:臺灣商務,1991。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劉 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1986。
蔡茂松,《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臺北:東大出版社,1995。
蔡振豐,《東亞朱子學的詮釋與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蔣非非、王小甫,《中韓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錢 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黨 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中文論文
文鍾哲,〈薩爾滸之戰與朝鮮光海君的雙邊外交政策〉,《滿族研究》,2008年4期(瀋陽),頁63-71。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臺北,1996),頁20-41。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頁367-418。
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思想》,9期(臺北,2008),頁123-139。
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卷2期(臺北,2001),頁89-140。
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期(臺北,2004),頁40。
左 江,〈值得關注的燕行錄文獻〉,《古典文學知識》,2010年1期(南京),頁122-129。
朱鴻林,〈元儒吳澄從祀孔廟的歷程與時代意涵〉,《亞洲研究》,期23(香港,1997),頁269-330。
衣若芬,〈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與《韓國文集叢刊》的編纂與出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4卷1期(臺北,2004),頁203-208。
何冠彪,〈「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明、清之際士人對萬曆朝的眷戀〉,《九州學林》,3卷3期(香港,2005),頁85-115。
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對官私史學的影響〉,《漢學研究》,16卷1期(臺北,1998),頁155-184。
何冠彪,〈清初君主與《資治通鑑》及《資治通鑑綱目》〉,《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7期(香港,1998),頁103-132。
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於萬曆」說〉,《國立編譯館館刊》,28卷1期(臺北,1999),頁255-272。
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董作賓等著,《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5),頁151-185。
李 岩,〈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北學意識和實業方略〉,《東疆學刊》,24卷1期(延吉,2007),頁1-6。
李 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6卷2期(臺北,2008),頁131-162。
李 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23卷1期(臺北,2005),頁291-324。
李善洪,〈從十七世紀初朝鮮內外局勢看光海君的「兩端外交」〉,《松江學刊》,1996年1期(四平),頁76-78。
步近智,〈18-19世紀中韓華夷觀的變革對中韓兩國的影響〉,《當代韓國》,2001年秋季號(北京),頁74-80。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28期(臺北,1997),頁1-77。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期(臺北,2000),頁77-158。
辛勝夏,〈《童蒙先習》及其對兒童的儒家教育〉,收入《第二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9),頁69-83。
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10卷第1期(臺北,2003),頁33-84。
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0期(臺北,2002),頁39-56。
林麗月,〈萬髮俱齊:網巾與明代社會文化的幾個面向〉,《臺大歷史學報》,33期(臺北,2004),頁133-160。
祁慶富,〈中韓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關於新發現的《鐵橋全集》〉,《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卷1期(杭州,2001),頁77-82。
邵東方,〈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漢學研究》,17卷2期(臺北,1999),頁61-89。
孫衛國,〈《朝天錄》與《燕行錄》──朝鮮使臣的中國使行紀錄〉,《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01期(北京),頁74-80。
孫衛國,〈從正朔看朝鮮王朝尊明反清的正統意識〉,《漢學研究》,22卷1期(臺北,2004),頁191-218。
孫衛國,〈朝鮮王朝最後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6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9-241。
孫衛國,〈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之演變〉,《東疆學刊》,27卷2期(延吉,2010),頁1-13。
孫衛國,〈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25卷2期(臺北,2007),頁187-210。
孫衛國,〈試論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6卷2期(北京,2006),頁98-107。
孫衛國,〈試論清初朝鮮之「復仇雪恥」理念及其演變──以宋時烈為中心〉,《九州學林》,7卷1期(香港,2009),頁66-100。
孫衛國,〈試論清朝對朝鮮國王與使臣的優禮〉,《當代韓國》,2003年4期(北京),頁38-41。
孫衛國,〈論明初宦官外交〉,《南開學報》,1994年2期(天津),頁34-42。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4卷5期(臺北,1967),頁41-42。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43期(臺北,2009),頁187-218。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2期(臺北,2012),頁59-77。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22卷2期(臺北,2004),頁387-419。
黃毓棟,〈明遺民歸莊著作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8期(香港,1999),頁331-348。
黃毓棟,〈歸莊生平與思想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1996。
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期(臺北,2010),頁195-218。
葉高樹,〈最近十年(1998-2008年)臺灣清史研究的動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0期(臺北,2008),頁137-193。
葉菜萍,〈壬辰倭亂時期的明鮮關係(1592-1598)〉,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葛兆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威儀」──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7卷1期(北京,2010),頁84-92。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年10期(開封),頁41-48。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1期(上海),頁29-58。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期(上海),頁1-11。
葛兆光,〈亂臣、英雄抑或叛賊?──從清初朝鮮對吳三桂的各種評價說起〉,《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1期(北京),頁22-31。
葛兆光,〈想像異域悲情──朝鮮使者關於季文蘭題詩的兩百年遐想〉,《中國文化》,22期(北京,2006),頁138-145。
葛兆光,〈寰中誰是中華?——從17世紀以後中朝文化差異看退溪學的影響〉,《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天津),頁127-132。
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2008年2期(上海),頁2-9。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漆永祥,〈關於「燕行錄」界定及收錄範圍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5期(長春,2010),頁60-65。
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期(臺北,2009),頁219-255。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18(臺北,2007),頁227-245。
鄭成宏,〈朝鮮北學派的新華夷觀解析〉,《東北亞論壇》,17卷6期(長春,2008),頁98-105。
鄭克晟,〈明代的官店、權貴私店和皇店〉,收於《明史研究論叢》,1輯(江蘇:人民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73-184。
蕭阿勤,〈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9卷1期(臺北,2002),頁181-239。
蕭阿勤,〈高格孚,《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臺灣社會學刊》,33期(臺北,2004),頁239-247。
韓大成,〈明代的官店與皇店〉,《故宮博物院刊》,1985年4期(北京),頁30-35。
魏志江,〈論清兵入關後大清與朝鮮的關係──兼與韓國全海宗教授商榷〉,《江海學刊》,2002年6期(南京),頁134-142。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0卷1期(臺北,2013),頁299-345。
外文中譯
夫馬進,〈朝鮮洪大容《乾淨衕會友錄》與清代文人〉,《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5期(聊城),頁94-98。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臺北:正中書局,1993。
林基中著,王永一翻譯,〈《燕行錄》的傳承〉,《中國邊政》,180期(臺北,2009),頁27-38。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臺北:時報出版,2009。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版,2010。
日韓文
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明清史研究》,輯20(首爾,2004),頁125-148。
李銀順,《朝鮮後期黨爭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93。
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金泰俊,《虚學から實學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8。
崔韶子,〈18世紀後半期《燕行錄》所反映的朝鮮知識人的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輯76(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97),頁191-223。
고석규,〈《기년아람》에 나타난 이만운의 역사인식〉,《한국문화》,제8집(首爾,1987)頁73-102。
김경미,〈《동몽선습》의 역사교육적 의미〉,《한국교육사학》,25권2호(首爾,2003),頁7-28。
서명석,〈《동몽선습》 오륜 텍스트의 현대적 독법〉,《人格敎育》,7卷3號(首爾,2013),頁43-61。
英文
Clark, Donald N.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under the Ming,”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72-300.
Crossley, Pamela K.,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Spence, Jonathan D. & Wills, John E.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truve, Lynn A. ed.,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s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