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是相隔一水的邦鄰，歷代中國陶瓷器不斷地輸入日本，日本國內至今所遺留的眾多中國陶瓷器（傳世品以及出土品），皆證明著兩國之間悠久的文化交流。何況日本國內窯業在十七世紀以後才開始燒造瓷器製品，之前日本社會對精美瓷器的需求不得不仰賴中國等國外製品，因而更促進了其購買量。這些豐富的歷代遺留品，現在陶瓷史、社會史、文化史、貿易史、商業史等各方面，提供著可貴的研究資料。本文主要討論內容有：元代中日陶瓷貿易概況、輸日陶瓷的使用情形（以青瓷荷葉式蓋罐為例）、中國陶瓷對日本窯業的影響等幾點。元代輸往日本的中國陶瓷器，是以青瓷器為大宗，筆者在第二章所進行的日本出土陶瓷器類別的分析結果即能證明此說。另外，新安沉船所裝載的貨物內容，更具體地顯示出在元日陶瓷貿易中，青瓷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當時青瓷器的外銷盛況，可想見必有蓬勃的生產盛況。在元時，以浙江省龍泉窯為中心（新安出土的青瓷器亦被認為屬龍泉窯或龍泉窯系產品），青瓷器的生產量非常可觀。元代龍泉窯的古窯址達300餘處（包括宋元窯、宋元明窯、元明窯等），其中依「安福地區」元代窯爐的產量估計，每窯產量約在2-6萬件，可知元代龍泉窯巨大的生產能力。時代的劃分上面，元代（1279~1367年）大致上相當於日本「鎌倉時代」（12世紀末～1333年）後期。當時元日之間雖然存在著軍事緊張，商船的往來卻非常頻繁，許多中國物品仍輸入日本。又「鎌倉幕府」以「防禦外敵」為理由，控制了日本的主要海上交通，因此海道通往幕府的所在地，即「鎌倉」地區（神奈川縣），因而多量中國物品輸入該地區。鎌倉人當時對中國物品需求之高，史料中以“鎌倉中狼藉”來形容，也傳達出中國物品在整個鎌倉的風靡狀態。「鎌倉時代」末期，日本官方開始派遣所謂「寺社造營料唐船」的中日貿易船。而這種公認中日貿易船的經營，依「稱名寺造營料唐船」、「關東大佛造營料唐船」等例子來推測，與幕府高層階級者的關係非常密切。這二艘「唐船」的支持者為「鎌倉幕府」的要人「金澤貞顯」，有關這二艘中日貿易船的歷史史料，仍遺留在「金澤文庫」中。「鎌倉時代」因幕府積極參與中日貿易，中國貨物多量輸入鎌倉地區，而有些高級品可能主要流通於該地區。如，筆者在本文第三章所討述的「青瓷荷葉式蓋罐」在日本的出土狀況顯示，在「鎌倉時代」此類器物的使用地點集中於「鎌倉」地區。依「稱名寺」（橫濱）的出土前例來推測，無疑屬當時的高級品。「鎌倉地區」內「青瓷荷葉式蓋罐」的使用地點亦有集中化現象，依筆者所蒐集的相關報告，鎌倉地區的有些遺跡雖然曾有出土「青瓷荷葉式蓋罐」，但大部分只出土少數殘片，相反的在「今小路西遺跡」中的北側房地遺跡，曾出土大、中、小型十件以上份量的「青瓷荷葉式蓋罐」殘片。該遺跡曾有豪華設施的高級房地，且大量收藏難以得到的高級器皿，顯示出這房地主人的特殊身分，依鎌倉幕府曾積極參與中日貿易來推測，該房地主人或許是鎌倉幕府的重要人物。由上述「青瓷荷葉式蓋罐」的出土狀況得知，在「鎌倉時代」，此類高級器皿的流通範圍非常狹窄，主要使用者為少數的高層階級人士，而這種使用情形當然不只「青瓷荷葉式蓋罐」。為了「消除得不到中國陶瓷的渴望」，日本愛知縣的「瀨戶窯」仿造多種中國陶瓷器型；「瀨戶窯」的產品雖然其釉藥、成形、紋飾等各方面製作技術未成熟，無法與中國產品的熟練媲美，但替代供應量有限的中國高級器皿，給更廣範圍人士提供了雷同器型使用的機會。